六 四 維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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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四日,就是北京屠城的十周年,我在紐約民運團體組織的燭光晚會上認識了張立明。在這前幾天,由中國人權、人權觀察、全美中國學自聯、紐約科學院聯合舉辦的“六四”受害者家屬記者會上看到他的名字,他拿著妹妹張向紅在“六四”慘死的照片,控訴十年前的那場大屠殺。由死難者家屬在海外控訴這場屠殺事件似乎還是第一次,因此我的印象深刻。

在那天的燭光晚會上,張立明上臺發言,講述他的妹妹張向紅受害情況,提到她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我一下楞住了,其他內容都聽不進去。

我是一九六零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雖然當年人大被稱為“教條主義大蜂窩”,在改革開放後仍被稱為“第二神學院”,但是對她仍有一份不可磨滅的感情。如果有同學做出一番事業,我心裡會感到自豪。文革結束後,被毛澤東侄兒毛遠新割喉後殺害的張志新獲得平反,我深深地為這位“學姐”難過,也為她而感到光榮,大蜂窩裡飛出了鳳凰,多了不起;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馬列所的張顯揚被批判,我以有這樣的“學弟”自豪,研究馬列毛,就是要有批判它的勇氣,從內部批判才能更加有力和深刻。

八六學運、八九學運,我一直在關注人大的情況,看到那些小同學積極參與學校,我很高興,後來聽到當年的老師胡華關心和支持八六年的學運,親自到校門口迎候請願回來的學生,我更高興,這才是真正敬仰的老師,可惜八七年他就因病逝世,當年我曾去北京,因為太忙而沒能去看他,沒想到因此就永遠見不著了。

八九學運一開始,我注意到北大的學生進城遊行,經過人大時會和人大的學生會師並肩前進。若干年後我在香港的一個研討會上見到當年和學生參與遊行而成為“亞洲週刊”封面“人物”而年過古稀的新聞系甘教授,我向他致敬,並向他請教如何“蒙混過關”的。雖然他沒教過我,但我認為他是我的好老師。

但是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屠城時,我也為那些同學著急,過了幾天有同學告訴我屠殺那天人大校門口停了一部坦克,是學生中的一個復員軍人將它開回人大的。我想這下闖更大禍了。在屠殺後,我也曾瞭解人大的同學有多少受難的,得到的答覆是三人,是北京高等黨校中死難最多的。後來為受難者家屬出頭的人大教授丁子霖,是她搜集的“六四”受難者名冊中,人大的學生就有六個,她的兒子蔣捷連也在這場屠殺中殉難,但她的的兒子是人大附中的學生,不在這六個之內。

這次張立明的出現,我才第一次同死難者家屬接觸,也才記住有張向紅這個死難同學的名字。

張向紅死難時才二十歲。她出生在文革那個“火紅”的年代,從她的名字來看,是當時流行的革命化名字。“向紅”,向著紅旗,向著紅太陽,向著象徵著革命的紅色……但是結果給她的,卻是倒在由革命產生的紅旗和紅太陽製造的鮮紅血

泊裡。

張向紅讀的是國際政治系,我讀的是中共黨史系。三十年前我們本是一家,因為同屬創系時的歷史系的兩個專業,國政系的前身是馬列主義基礎專業,黨史系的前身則是中國革命史專業,都是響鐺鐺的紅色專業,但幾十年下來也用不同形式殺了不少“自己人”。

張向紅的年紀,比我小了整整一輩,和我的女兒同歲,我這個老朽還在世界上苟活,張向紅卻是花樣年華在“人民子弟兵”的槍彈下飲彈斃命。我剛進人大不久,就碰上反右運動,搞得暈頭轉向,不過也學乖一點了,此後在各政治運動中翻滾,總算還保住一條小命,可是張向紅碰上進大學後的第一個政治風潮,當政者卻是用子彈來講話,到底這三十多年來,中共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是文明了,還是更加野蠻了?我比她幸運,但我能夠因為要苟活而不講話嗎?

張向紅一樣的青年學子,有多少也死在“人民子弟兵”的槍下,北京至今沒有公佈數字,不是說“平暴”是偉大勝利嗎,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時”的嗎,那就應該象當年宣佈消滅“蔣匪軍”的赫赫戰果那樣宣佈“殲滅”了多少學生和市民呀。

北京當局雖然是那樣的扭扭捏捏,但它的應聲蟲卻比它積極得多,這幾年來他們散佈似是而非的論調可謂不遺餘力。其中一個論調最近由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說出來。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的專訪時表示,他理解鄧小平為什麼說要殺二十萬人來保持穩定,紐約的政論家孟玄同志在一個研討會上表示李光耀講了他的心裡話,不過孟玄比李光耀和鄧小平文明一些,把二十萬人縮小到二萬人。

其實這並非是鄧小平的發明,鄧小平是向去年才下臺的印尼總統蘇哈托學的。八九年時,蘇哈托正好當了二十一年總統,他是殺了幾十萬的印尼共產黨賞和它的支持者後保持了二十年的穩定。鄧小平把它作為先進經驗來總結,不但毫無共產黨人的味道和對兄弟黨、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同情心,連一般的人性都欠缺。但在去年蘇哈托任滿三十年時,“穩定”被破壞了,因為原來的穩定只是為了便利蘇哈托家庭搜刮民脂民膏的穩定,當貧富太過懸殊時,自然不能穩定下去,導致了他的下台,但在大亂中一些華人做了替死鬼不過中共領導人大概還懷念蘇哈托給他們的教益,所以不但沒有發掘民族主義精神幫華人講話,也沒對蘇哈托家庭的腐敗批判兩句,因為鄧、蘇實在是難兄難弟也。

鄧小平掌權後,為了補回十年文革失去的權力和好處,發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最高指示,名為老百姓也可先富,但在沒有民主政治、言論自由和法律規限的制約下,先富起來和大富特富的只能是那些權力的掌握者,鄧家子女同蘇家女子一樣紛紛下海撈一大票就是明證,也是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強調需要穩定的最大目的。因此也就說明了改革開放期間每當要反腐敗時,就有什麼“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的衝擊,來保障以他們為代表的特權階層先富起來。也因此八九學運為何招來殺身之禍,而被殺的有的根本是飛來橫禍,和學運無關。

因此不論是二萬還是二十萬,我想誰也不會願意同張向紅一樣被列在裡面,包括李光耀和孟玄本人。既然自己不願意而說這些話,也未免太冷血了。當中共領導人向在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誤殺(記者本不應在大使館裡)的不幸死難者家屬表現得無比沉痛、朱熔基還不禁老淚縱橫的時候,他們難道沒有想到有比他們的數字多上千倍的以丁子霖、張立明為代表的六四死難者家屬,他們表現得更為悲傷和沉痛,因為他們除了要承受喪失親人和家破人亡的痛苦,還要承受政治上的巨大壓力,有的還有經濟上的壓力。在一黨專政下沒有黨和國家的關懷而有迫害,可是一條絕路呀。

而實際上屠殺並不能帶來真正的穩定,同印尼近在咫尺的新加坡,聰明絕頂的李光耀怎麼看不清楚而要中共領導人繼續走那條邪路呢?這是愛中共,還是害中共?不過也正是有較多的象李光耀和孟玄這樣的人,在言論自由的不按良心來說話,使中共產生錯覺,以為他們“得道多助”,從而可以更加放手鎮壓。這是中國人的不幸。李光耀是政客,新加坡的環境不必對他抱期望,孟玄是評論家,又是虔誠的基督徒,由於北京很重視孟玄的作用,因為還望他以人性和愛心來感動中共,則國人可以不必恐懼於列入閻王爺的二萬名或二十萬名的名單中而謝謝上帝了。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也許張向紅等死難者才可以瞑目,這也算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吧。

但以此紀念張向紅君。

 

來源:北京之春

199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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