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 維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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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的那場大屠殺中,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死傷最為慘重,僅遇難的大學生、研究生就有6名之多;遇難的教工子女有2名,還有若干名受傷、致殘的。

繼遇難的女大學生張向紅之後,我又找到了另一位名叫陳來順的遇難者,他是人大新聞系攝影專業的一名代培生。

那是在1993年夏7月的一天,我在校園裡碰見了一位平時並沒有多少交往且已退休了的老姐妹,這是一位古道熱腸的好心人。我偶然想起,她原先所在的新聞系也有一個學生遇難了,於是我隨口向她打聽。

沒有想到,她不僅知道那位遇難學生的名字,而且還同他有過不少交往,甚至還曾請他到家裡吃過飯。她告訴我,那位學生遇難後,她還曾同死者家屬保持過一段時間的聯繫。我聽了非常激奮,心想,我怎麼早沒有想到去求她呢?

我猛然醒悟到,在尋訪“六四”受難者家屬這件事情上,並不難在找不到線索,而是難在找不到掌握線索的人,更難在找不到願意提供線索的人;對我來說,還難在願意提供線索的人未必願意向我提供。自從我1991年接受美國ABC廣播公司採訪受到當局整肅成為“問題人物”以後,過去和我有過交往甚至關係很密切的朋友漸漸與我疏遠了,在相當一段時間我幾乎生活在孤島上。我也自覺到了這一點,因此盡可能少同周圍的人們來往,以免給人家帶來“麻煩”。可是在我的內心深處,一種想與受難者群體建立聯繫的願望是那樣的強烈,總是想著要找到他們。使我感到寬慰的是,隨著我所從事的尋訪活動漸漸為人們所瞭解,原先我所處的那種“隔離狀態”終於發生了變化。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人心所向吧。

更使我深為感動的是,我的那位老姐妹沒過多日就給我送來了陳家的詳細地址,而且還通過死者生前的同班同學與死者家屬取得了聯繫。

於是,在七月份炎熱的一天,我和我先生由陳來順的一位同學帶路,坐公車來到城東南一條曲折、狹小、幽深的小胡同,下車進了院子又拐了好幾道彎,這才進了陳的家裡。那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市民家庭。兩間裡外間的舊式小平房,挨著外間又搭了一個臨時的小廚房。室內陳設簡陋。一張50年代流行的雙人床,兩把簡易木扶手沙發,一張方桌,一把木椅,此外再沒有什麼像樣的傢俱了。這不由使我回憶起70年代初從“五七幹校”回到北京時的情景。當時大多數幹部、知識份子從幹校回來就是這樣家徒四壁,過著極其清苦的生活。想不到這個家庭到了90年代還是這樣一種境況,我心裡不禁一陣酸楚。

我們找到陳家時陳的母親恰好不在家裡,坐定後,死者的老父親為我們沏茶。沒有茶壺,用一隻破舊的搪瓷杯往小玻璃杯裡倒水;沒有茶几,就搬來那把舊木椅讓我們放杯子。老父親知道了我們是從人民大學來的,還以為我們是代表學校領導來慰問他們的,強忍著悲痛說了不少感激的話。我不忍心做出澄清,因為我從談話中知道,自陳來順遇難、辦完後事後,除了陳生前的一些同學不時來看望過他們,學校方面再也沒有人踏進過他們家的門檻。這位老人年歲大了,頭腦裡尚記著多少年前共產黨的所謂“革命老傳統”,以為家裡遭了難,逢年過節一定會有“領導”來“看望”的。但是這次他錯了,他不明白他兒子是死在政府的“平暴”之中的,政府至今沒有對死者做出任何“政治結論”,“領導”怎麼會來慰問呢,即使是遇上富有同情心的領導,也是不敢上門的。

說話間,老母親回來了。看得出來,她的性格同她的老伴迥異,淳樸中透出倔強。當她得知我也是遇難者的母親後,止不住向我盡情傾訴,我也是在哭泣中傾聽她的訴說。

老倆口原來老家在河北農村,1949年前來北京做小買賣,1955年“公私合營”時作為小業主加入了“工人階級”的行列,夫妻倆成了一家工廠的工人。在數十年的風風雨雨中,他們老實本分,兢兢業業地把四個孩子拉扯大。陳來順是家裡最小的兒子,也是幾個孩子中唯一上了大學的。因此,家裡省吃儉用為他提供條件,幾個兄姐從沒有過埋怨。陳為人寬厚,學業優良,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是高材生。他是他全家的驕傲,是他父母晚年最大的安慰。他的遇難,給這個家庭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我們工人家庭培養個大學生容易嗎?”老母親反復這麼說。有多少語言能頂得上這句最最平常的話語呢?

陳來順的姐姐那裡得知,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她弟弟是裹在人群中被戒嚴部隊驅趕得無路可走,爬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小平房頂上被罪惡的子彈射中頭部喪生的。他姐姐每當談起他弟弟的遇難,常常泣不成聲。她是大姐,弟弟從學走路開始就由她照管。她說她有時罵他,可又疼他。那天他離家時,她久久地望著他細高的背影,好像有什麼預感似的。她說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她姐弟倆的永別。

那次臨走的時候,老母親要我們看看她兒子生前的“書房”,那不過是一小間地震棚,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搭起來的,因住房緊,一直沒有拆掉。兒子生前就是在這不足6平方米的房間裡苦讀。現在人去屋空,但房間裡的一切都還保持著原樣。

在以後的年月裡,我們與死者母親始終保持著聯繫。她很早就融入了我們這個受難群體,不僅每次都加入群體的連署行列,而且主動地投身於尋訪其他同命運者的活動。在目前已收集到的這份“六四”死難者的名單中,就有好幾位是這位老母親不辭辛勞、不避危難,從她的工作單位、街坊鄰里或親友那裡打聽得來的。由此,她受到了政府有關部門的注意,對她的監控和打壓也隨之而來。

這麼多年來,陳家是街道派出所民警常常“光顧”的難屬家庭之一,名義上說是“看望”,實則是監控,尤其是在“清明”和“六四”周年的時候。但這位老母親是勇敢的。面對員警,她常常反詰來者:你們來得正好!我正要問問你們呢,我這麼個兒子怎麼說沒就沒了呢?他要是“暴徒”,拿出證據來,讓你們的上級給我個交待!誠然,這是所在地區的片警不得已為之的“例行公事”,但是,作為一個“六四”受害者親屬,作為一個公民,憑什麼要受此“特殊待遇”呢?

這種防範性的監控有時做得竟讓人啼笑皆非。在多年以前,居然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這是在賈慶林就任北京市委書記不久的一天早上,陳家所住的居民委員會突然給平日裡獨自耽在家裡的陳父分派一項“重要任務”:要他去看管所住地區的一位精神病患者,並給了他十元人民幣,說是作為他和被看管者一天的餐費。陳父是一個老實人,他不明就裡也不問個明白就接受了此項“任務”。待到天黑回到家裡,卻遭到老伴一頓數落:“你真傻啊!今天賈慶林視察我們這個街區,這條街就咱一家‘六四’難屬和那一個精神病患者,找你去看管那個精神病人,不也就把你自己看管起來了!”陳父這才恍然大悟。

陳父性格懦弱,膽小怕事,自從兒子遇難後,更變得寡言少語,終因鬱積成疾於2001年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他向守候在身邊的家人吃力地伸出一個小指頭,隨之面頰上流下了兩行混濁的眼淚。家人都明白他心裡掛念的是什麼。來順是他的小兒子,兒子死得太冤了,但他已等不到雲開霧散為死者討回公道的那一天了。

這些年來,我眼看著“六四”難屬中一個又一個父親或母親過早地離開我們這個群體,心裡頭常常產生出一種難以遏制的悲涼之感。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有多少個十五年啊!人世間為何有那麼多的不公和不平,又有那麼多的無奈和遺憾呢!

(丁子霖200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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