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 維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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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郊萬安公墓的一隅,長眠著四位墓地相距不遠的男女青年。他(她)們雖不是同年同月生,卻是同年同月死。他(她)們都是1989年“六四”大屠殺中的同難者。

每年清明、周年之際,死難者母親李雪文和周淑莊女士都總要給其他兩位死難者的墓前一起獻花、灑掃、祭奠。周淑莊女士對我說:“他(她)們都是我的孩子,我都要一樣對待。”掃墓的親屬們尤其關注郝致京的墓地,因為他的親屬在外地。他的父母都已是70開外的老人了,他又是父母的獨子。郝致京遇難後,兩位老人曾經來過一次北京,但料理完亡兒的後事就走了。北京,對這兩位老人來說是塊傷心斷腸之地,他們再也不願踏上這塊土地了,加上老人年高體衰,每逢清明、周年,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家鄉遙祭亡兒了。

我早已從朋友那裡知道了兩位老人和他們的兒子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的事情,但與兩位老人的見面卻是很多年以後的事了。此前,我只是常常念及他們。那老年喪子的孤獨,那形單影隻的淒涼,不是有著相同境遇的人是斷然難於體味的。在我兒子遇難後的那些日子裡,這種人生體驗也時時相伴著我;每當這樣的時候,我都如墮深淵,既無勇氣去回憶昔日兒子在世時的歡樂,更無勇氣去面對老年晚景的淒涼。然而,這兩位老人正年復一年地備受著老年孤獨的煎熬。

本來一切都是那樣美好。他們的兒子生前在中國科學院取得碩士學位後已經留院做助研了,1988年訪美歸來後本可大展宏圖,年輕嫻淑的妻子更使這個家庭充滿著歡樂與希望。老倆口原想退休後來北京安度晚年。兒子兒媳住房太小,他們準備在附近租一間民房,這樣離得近一些,相互間也有個照應。可天不遂人願,原來所期盼的一切一夜之間都成了泡影。

1989年北京“六四”發生流血慘案的消息傳到兩位元老人所在的地方,曾使他們寢食難安 ,擔心兒子兒媳的安危。時間一天一天過去,進入那年的7月份,他們心想沒事了,也就放下了心。那天,老倆口正為他們兒子過30歲生日,卻突然接到了兒子的噩耗。

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們的兒子已于6月3日夜11點在木樨地遇難了。那幾天,郝致京的妻子和同事們四處尋找都沒有下落。在遺體找到之前,大家都存有一線希望,誰也不敢向死者的父母透露一絲資訊。但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既然發生了,總不能永遠隱瞞下去。這些情況是我從同在北京工作的一位郝家的親屬那裡知道的,但後來情況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為了瞭解更詳細的情況,於1993年秋天,我托江棋生先生專程去看望了兩位老人,帶去了我對兩位老人的問候。據江回來說,他到達的那一天,正好是個週末,輪船到碼頭已經是晚上9點了。但他一上岸就發現一位老先生手裡舉著寫有他的名字的紙牌在碼頭上等侯著他,那硬朗的身影透露出老一代知識份子特有的和善與倔強。他就是郝致京的父親。老人把江迎到家裡,然後介紹他和他老伴的身世。這才知道,老先生是40年代老浙大畢業的,1949年政權更迭後是一家國營大企業的主任工程師,他老伴則在這家企業的醫院當大夫。江說,老先生談起往事是那樣的平靜,說起目前的事情又是那樣的釋然,似乎對一切都看透了,但又似乎對一切都抱有一種特有的關切。從言詞之中可以覺察到,老人的內心充滿著憂患和焦慮。

後來我從來信中知道,老人畢竟年事已高,身體逐漸衰弱,且患有一種輕度的精神抑鬱症。我知道這是因長期鬱積得不到排解所致。這一對身處外地的孤獨老人,常常使在京的難友難以釋懷。

1996年,我們在無錫張涇鎮的寓所落成了,就想邀請郝先生前來小住。10月上旬,郝先生如約來到張涇。小住期間,我們在農村幽靜的環境中,面對面敞開心扉,各自傾訴了親人遇難後的心路歷程。郝先生向我們敘述了“六四”大屠殺過後,他和一些在京的親屬如何歷盡艱難找到他兒子遺體的過程。

他告訴我,當年他接到來自北京的消息,說他的兒子郝致京在“六四”期間失蹤了,要他立即親赴北京,會同親友們一起尋找。

他說他來京後,與親友一起找遍了城區的各個醫院,眼看著無望了,連郝致京生前單位中科院的領導都出面來勸慰老人,說:“郝老,算了吧,已經盡力了……。”但倔強的老人不甘心就此放棄,一定要再找一遍。也許真是天意吧,在老先生最後一次來到復興醫院時,突然在屍體堆裡發現了兒子的遺體,那一天已是7月4日了。有不少死難者的遺體已經在醫院停放了一個月,醫院本已決定,要是再無人認領,準備次日將要“統一處理”了。找到了遺體,郝母也從安徽趕到北京,與兒子作了最後的道別。

面對厄運,這對老知識份子的悲痛是可以想見的,但他們卻是異乎尋常的理智、鎮定。也許,幾十年的世事滄桑見得多了,也許大半個世紀親身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磨難,竟能如此處事不驚,沉著應對。他們默默地安葬了兒子的遺體,把兒媳認為女兒,然後帶她去了美國,幫助她同一位留學生結了婚。一切都安排好了,老倆口又返回國內,繼續承受著那一份屬於自己的孤獨。中國人的意志是堅韌的,他們背負著巨大苦難而依然生生不息地與命運抗爭著。我從這兩位老一代知識份子身上看到了我們民族的這種性格。

也就是這次在我南方家裡小住期間,我們談起了難屬群體自95年開始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公開信,提出解決“六四”問題的三項要求這件事時,郝先生表示十分贊同。他說,雖然政府當局對我們的要求至今不予理睬,但這個‘經’得年年念,決不能放棄。

在以後的幾年裡,郝先生曾再次來過無錫我的家裡,我和我先生也曾于1998年去安徽馬鞍山看望過兩位老人。他每年都會給我來信,還是那樣的平靜,那樣的釋然,卻又是那樣的語重心長。我從兩位老人那裡懂得了,在這個到處是勢利、冷漠的世界上,死亡不可怕,孤獨不可怕,怕的是喪失生活的勇氣,喪失為人的自尊和自持。(丁子霖執筆 2005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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