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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部隊軍警的死亡情況
──《1989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祭》系列之九

吳仁華

【說明】一、中共當局當年在宣傳戒嚴部隊軍人英雄模範事蹟時,出於保守軍事機密的考慮,沒有透露部隊的具體番號,因此,筆者在破解戒嚴部隊的具體番號方面花費了無數的時間,一直到《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出版之時,尚不知15名死亡軍警中的馬國選、王錦偉、臧立杰、王景生的具體所在部隊(只知道所在的軍、師或團),後來有一位匿名人士提供了一份解放軍內部資料,才得知馬國選、王錦偉、臧立杰、王景生的具體所在部隊。二、六四事件時擔任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的張萬舒,2009年5月出版了《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其中提到,時任中國紅十字會中共黨組書記的譚雲鶴告訴他,六四事件中軍警死亡14人。譚雲鶴同時說,所有死亡的軍警、民眾的遺體均親自檢驗過。譚雲鶴的說法驗證了筆者關於軍警死亡情況的研究結果。筆者所列的15名死亡軍警中,王景生是在1989年年7月4日於巡邏執勤中突然病發死亡,與6月3日晚至6月4日晨的鎮壓無關,即與六四事件無關,因此,與六四事件有關的死亡軍警應該是14人。在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中,與六四事件無關,但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期間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軍人,還有多人。筆者之所以將王景生列入這份死亡名單,是因為王景生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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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說的傷亡人數,包括死亡和受傷的人數。一場戰爭或戰鬥結束,照例會統計或公佈傷亡人數。戰爭或戰鬥的傷亡人數比較容易統計,死亡自不必說,受傷的標準也很明確。但是,統計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軍警的傷亡人數,頗為困難。首先是由於中共當局至今不允許任何團體或個人進行客觀公正的調查。其次是由於中共當局刻意擴大軍警的傷亡人數,縮小民眾的傷亡人數,以突顯所謂的反革命暴亂。

此外,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不是一場戰爭或戰鬥,一方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全副武裝,配備自動步槍、衝鋒槍、機槍、裝甲車坦克,另一方的北京市民和學生赤手空拳,少數人手中的抗暴“武器”,也僅僅是棍棒、石頭、磚塊而已。因此,雙方受傷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語,標準大不一樣,受傷的民眾幾乎都是因為中彈,而絕大多數所謂受傷的軍警只是皮肉傷,在戰爭或戰鬥中根本夠不上受傷標準。

在1989年6月30日召開的第7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上,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受中共中央委託做了一個專題報告──“關於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其中談到六四事件的傷亡人數,這應該是中共官方所公佈的最“權威”的統計數字和說法。陳希同說:“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等車輛達1280多輛,其中軍用汽車1千多輛,裝甲車60多輛,警車30多輛,公共電汽車120多輛,其他機動車70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於圍觀的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誤傷,有的被持槍歹徒擊傷擊斃。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3千多名非軍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對於被誤傷的群眾和執行任務中受傷害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後工作。”

陳希同提到軍警“死亡數十人”,說法很模糊,從21人到99人,都可以說是“數十人”。其實,中共當局很清楚軍警的具體死亡人數,故意採用這種模糊的說法,誤導人們以為軍警死亡了很多人。

在1989年6月19日至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了一個報告──“關於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情況的報告”,其中也談到北京市民、學生,以及軍警的傷亡情況。他說:“經北京市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安部、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醫院等方面再三核實,有241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戒嚴部隊23人中,解放軍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學生、外地人員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學生36人,外地人員15人。約7千多人受傷,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5千餘人,重傷的136名;市民約2千人。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死亡的36名大學生,分別屬於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國人民大學死亡6名,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各死亡3名,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7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餘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李錫銘的說法與陳希同不一樣,提出了明確的軍警死亡數字:“解放軍10人,武警13人。”其實,李錫銘所說的數字也是不真實的。陳希同報告的時間晚於李錫銘的報告時間,反而沒有軍警的具體死亡人數,這也是令人奇怪的現象。

在李錫銘、陳希同作報告之前的1989年6月6日下午,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曾經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主題是“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陪同出席的有解放軍戒嚴部隊發言人張工、中共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峻。袁木在記者會上說:“解放軍官兵受傷5000多人;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共傷2000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眾。”【註釋1】

袁木不愧為中共當局的“名嘴”,他的說法更為技巧,將軍警和民眾的死亡數字混在一起。筆者經過多年努力,確認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死亡的軍警總共15人,都被授予了“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這15名死亡的軍警是:

1)劉國庚,陸軍第63集團軍直屬通信團第2營第4連第1排少尉排長;

2)王其富,陸軍第38集團軍直屬砲兵旅第5營營部無線電通信班班長;

3)李強,陸軍第38集團軍直屬砲兵旅第5營第2連第1班士兵;

4)杜懷慶,陸軍第38集團軍直屬砲兵旅第5營第2連第3班士兵;

5)李棟國,陸軍第38集團軍直屬砲兵旅第5營第2連第4班副班長;

6)王小兵,陸軍第38集團軍直屬砲兵旅第5營第2連第4班士兵;

7)徐如軍,陸軍第38集團軍直屬砲兵旅第5營第3連有線通信班班長;

8)崔國政,陸軍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步兵第347團砲兵營榴彈炮2連士兵;

9)馬國選,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砲兵團第2營第6連代理排長;

10)王錦偉,陸軍第54集團軍步兵第162師步兵第486團後勤處中尉戰勤參謀;

11)李國瑞,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2支隊第1大隊通信班士兵;

12)劉艷坡,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第1支隊第1大隊第1中隊士兵;

13)于榮祿,陸軍第39集團軍政治部宣傳幹事,少校軍銜;

14)臧立杰,陸軍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5師步兵第345團第3營第7連士兵;

15)王景生,陸軍第24集團軍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第1營第1連第3排排長。

上述15名軍警的死亡情況各不相同,並非全部死於所謂的“暴徒”之手。

情況之一:1989年年7月4日,王景生在巡邏執勤中突然病發死亡,屍體解剖資料上明確寫着:“因勞累過度,生活無規律,嚴重營養不良,引發急性非出血性壞死性胰腺炎,並發性心內膜炎、心包炎。心包積液達100毫升。”

情況之二: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乘坐同一輛軍用卡車,緊急往天安門廣場運送防暴器材,由於車速過快,在北京市海淀區翠微路路口拐彎時造成翻車,油箱爆炸起火,由於滿載防暴器材,導致王其富等六人被困在車廂中無法脫身而被燒死。

情況之三:1989年6月4日凌晨,于榮祿隨軍向天安門廣場挺進,途中部隊受阻,作為宣傳幹事的他立功心切,急於要拍攝解放軍戒嚴部隊清場行動的照片,不顧勸阻,獨自身穿便裝前往天安門廣場,途中中彈受傷,被民眾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于榮祿屬於陳希同專題報告中所說的“誤傷”,死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槍下。

從軍警死亡15人的情況可以發現兩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當時的北京並不存在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在軍隊開槍殺人之後,民眾雖然非常憤怒,但絕大多數只是以呼喊抗議口號、痛罵來表達,少部分以石頭、磚塊、木棍發洩憤怒,也是有限度的,否則,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況下,死亡的軍警絕對不止15人。眾多的軍警因為受阻或失散,陷入圍堵的人海之中,但並沒有因此喪生。

例如,1989年6月4日凌晨2點鐘,步兵第58師步兵第173團的880名官兵在北京市崇文區天壇公園東門外,被民眾分割成三截,其中300名官兵被6萬多名群眾擠壓在道路旁的鐵欄杆和天壇公園圍牆上,動彈不得。官兵們飢餓,乾渴,疲憊不堪。團長陳榮富手拿半導體喇叭,呼籲民眾予以幫助。他的話音剛落,便有人送來了汽水、點心,一家姓劉的個體戶父子倆送來了一筐蘋果和香蕉。一位中年婦女為腿部負傷的團參謀長張秋林清理創口,殺菌消毒。民眾並將該團在進軍途中受傷的11名官兵送往醫院治療。

當時北京的普遍情況就是這樣,只要部隊停止前進,不去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民眾就以友善的態度和行動待之,不僅不予以為難,而且予以優待。

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於1989年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軍隊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400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將來局勢穩定下來,有些可能生還,有些可能犧牲了。”【註釋2】這些所謂“失踪”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實際上只是遭到民眾的圍困,有的被市民帶回家中,事後都平安地回到了各自所屬的部隊。

中共當局製造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的謊言,完全是為了給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提供合理的理由,以便軍人放手鎮壓。1989年6月4日凌晨零點前後,第40集團軍步兵第118師師長郝柏棟大校從半導體收音機中收聽到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通告,立刻振奮地拳頭一揮:“好!”一聲大喊脫口而出。郝柏棟之所以如此興奮,就是覺得有了“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即使放手鎮壓,也不會再有個人的責任了。

第二,這15名軍警都死於1989年6月3日晚上11點鐘以後,也就是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之後。這證明了一個事實:就時間順序而言,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在先,民眾抗暴在後;就因果關係而言,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是因,民眾抗暴是果。

這15名軍警的死亡時間和地點如下:

陸軍第63集團軍排長劉國庚死於1989年6月4日淩晨4點鐘左右,地點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東約150米處。

陸軍第38集團軍6名士兵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死於1989年6月4日淩晨1點10分左右,地點在西長安街上往西延長線上的翠微路路口。

陸軍第39集團軍士兵崔國政死於1989年6月4日淩晨4點40分左右,地點在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崇文門過街天橋(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附近。

陸軍第54集團軍代理排長馬國選於1989年6月4日淩晨1點鐘左右在北京市宣武區的菜市口附近身負重傷,被送往武裝警察部隊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陸軍第54集團軍中尉參謀王錦偉死於1989年6月4日淩晨4點30分,地點在北京市宣武區的南新華街。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士兵李國瑞於1989年6月4日淩晨5點鐘許在北京市西城區的阜成門立交橋身負重傷,被送往北京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士兵劉艷坡於1989年6月4日淩晨1點鐘許在西長安街上的西單路口身負重傷,被送往北京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陸軍第39集團軍少校幹事于榮祿死於1989年6月4日2點鐘左右,死亡地點不詳。

陸軍第39集團軍士兵臧立杰於1989年6月7日與同伴乘坐軍車路過北京市東城區的建國門時,被從外交公寓裡射出的子彈擊中面部,當場身亡。

陸軍第24集團軍排長王景生於1989年年7月4日在巡邏執勤中突然病發死亡。

【註釋1】見於《京都血火》一書第154至第155頁,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註釋2】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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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2009年首發於《中國人權雙週刊》

作者電郵:yenhua2000@yahoo.com

購書網頁:http://www.beijing1989.com

作者博客:“吳仁華六四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wurenhua/

(2010/05/23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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