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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多難、殤于一瞬(丁子霖)——懷念連兒罹難25周年(三)

我的少年時代,有一段是在蘇州度過的。蘇州,並不是我的出生地,也不是我的故鄉,我的祖籍在江蘇省泰興縣黃橋鎮。1936年12月20日我出生於上海市,在上海中西女中二附小讀小學,1947年隨家遷往蘇州市。在蘇州只住了三年,在該市景海女師附中讀初中,初三未畢業,於1950年4月又隨全家北上東北,再轉北京,在北京住的時間最長。不知為了什麼,我從來都不喜歡出生地上海——儘管我一輩子講的母語是帶吳音的上海話;我也從來不喜歡多數人趨之若騖的首都北京。在我的靈魂深處令我夢牽魂繞的地方,只有那曾住過短短三年的蘇州。細細想來,蘇州能吸引我的並不是那小橋流水人家的情調景致,甚至也不是那悠柔細軟的吳儂俚語,而是因為那片土地上保留著我少女時代懵懵懂懂嚮往自由、平等、博愛的氣息。那時我正11歲至14歲,課餘時間便去圖書館讀巴金、茅盾、曹禺的作品,還常常在星期天隨同學去學校旁邊的教堂去聽教徒們做禮拜,耳濡目染了博愛精神的教誨。也常閱讀父親從上海帶回來的《觀察》雜誌,逐漸形成了關心時事,追求平等,不滿國民黨腐敗政治的思想萌芽。

那三年是多麼令人懷戀和心醉啊!家道雖因父親患病而中落,生活也大不如前,但對前途與未來充滿了光明的期待和憧憬。現在想來那時真是天真單純、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直到1950年4月我輟學隨父親去了東北熱河的北票煤礦。我在蘇州度過了也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長期。對於這座城市的底蘊,我自然也有著自己的感悟與理解,有一種難以割捨的依戀。

回到闊別多年的家裡,我父親見我腿上長的大膿包,吃了一驚。他翻出《辭源》讓我看,我才知道原來長的不是一般的膿瘡,而是癰,不禁後怕。如果耽誤醫治、導致敗血症,我的性命也就完了。我不敢怠慢,立即去市里醫院作了正規治療。在蘇州的半個月裡,我每天去醫院注射,肉體的傷口慢慢得到了彌合,心靈的傷口也得到了些許撫慰。

回江西幹校的前夕,我向父親訴說了自己在婚姻問題上所遭遇的挫折。這位飽經滄桑受夠了共產黨不公正對待的老人,很為我的處境擔憂,但他鼓勵我堅持下去。他說:“領導的阻攔是沒有道理的,不可能老是這樣刁難下去,事情最後一定會得到圓滿的解決。”我感謝父親對我的關心,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給了我力量。一直到今天,我和蔣都不敢忘懷父親當年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援。

  半個月很快過去了,我告別父親和兒子回到幹校。我不知道命運等待著我的將是什麼。我不敢也不願多想,次日就投入了繁重的勞動。

……

那年11月裡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工地食堂打飯,遇到了在新聞系讀書時的同屆老同學陳××。我們下放江西的時候,這位老同學被當時的軍宣隊留在了北京校部。因為他是“紅五類”出身,“根正苗紅”,工作又積極,聽說進入了所在系的“革委會”,後來又調到了學校革委會工作。這次他是陪同學校軍宣隊的一位要員——校革委會政工組組長楊力前來幹校視察工作的。因為是老同學,說話也就少了些顧忌。我的老同學們都知道我多年寡居又獨自帶著孩子,日子過得很艱難,所以他一開口就問我:“在幹校過得怎麼樣?有什麼困難嗎?”這一問,勾起了我滿腹的辛酸和委屈。我向他傾訴了我在幹校所遭遇到的一切,包括婚姻登記問題遇到的挫折。

他聽後,急忙安慰我說:“不急!不急!我去試試。”

這不過是一句同窗之間安慰性質的話,我起初對此並沒有抱很大的希望。然而,幾天後,當我們再次見面時,他告訴我,關於我的婚姻登記,他詢問了北京本部的政工組長楊力,但對方根本不知道此事。他說為慎重起見,他還需向北京校革委會主任楊培基——軍宣隊的第一把手請示。他囑咐我過幾天去幹校找領導問問。臨別時,他還向我透露說楊力認為我的婚姻不應該是個問題。他讓我安心等待,不要著急。

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當我再次去幹校政工組找那兩位“領導”時,他們一句話也不說,旋即給我開出了一張登記結婚的介紹信,瞧都不瞧我一眼就地放在了我面前的桌上。前後僅幾分鐘,我進門後只說了一句話:“我來開介紹信。”事情就辦妥了。我拿起介紹信就走,連頭都沒有再回一下。

我後來常常想,那時若沒有我那位老同學幫忙和軍宣隊開恩,真不知道我與蔣的婚姻還會拖到哪年哪月!我相信孟老夫子說的那句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想,一個人只要人性尚存,或者這一絲人性只要不被惡濁的政治所完全淹沒,那麼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就會減少許多的不幸和苦難。

我至今仍然感激陳××同窗以及素昧平生的楊培基、楊力兩位先生,由於他們的仗義與秉公,我與蔣才得以結合,才有了連兒,才有了與連兒相聚的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中最為歡樂與幸福的十七年——儘管十七年後我們遭遇了更大的不幸。

 

那天我拿到介紹信後,就與蔣一起從幹校工地直奔鷹潭市里,在那裡我們拍了第一張合影。那時沒有像樣的衣服,各自穿了一身珍藏許久的新卡其布標準服,雖然今天看來會覺得有些寒酸,但畢竟是我們的結婚照。

從鷹潭轉車到錦江鎮的候車室裡,我們巧遇到同在修路隊勞動的徐景秋大姐(徐大姐是位老革命。她文革前擔任人大國政系系主任;文革中慘遭迫害、家破人亡;文革結束人大複校後出任人大黨委組織部長,按時離休,毫不戀棧,是一位中共黨內罕見的正直剛強的老大姐)。她熱情地拉著我的手,親切地祝福我們。她這份真心的關愛如同雨後溫暖的陽光一樣,驅散了我積鬱多日的怨憤。這位令人敬重的大姐,數十年來對我的關懷始終如一。

接著,我們又搭上長途汽車趕到了六十裡外的錦江鎮。等我們趕到時,天色將晚,鎮政府辦公室大門緊閉。好在工作人員就住在院內,經再三要求,他匆匆為我們辦完了婚姻登記手續,匆忙之中,那張紅色的結婚證上竟然連日期都沒有填全,只填寫上了1970年11月。

在天色已晚的時候,我們走進了鎮上一條街巷,那裡有幹校分配給我們的一間臨時的結婚用房。那間房是房東老表的後屋,與正屋相通,其實是一間連牲口棚都不如的黑屋子,沒有電燈,沒有窗戶,只有從一扇木板門的門縫透進一些亮光;地面上濕漉漉的,冒著水珠,散發出黴爛的氣味;所謂牆壁,只是一面用泥土糊著的草蓖做的隔扇,而且還只隔了大半截,房東屋子裡的馬桶聲、咳嗽聲,聲聲入耳。黑屋子裡空空蕩蕩,只是在牆角裡堆放著幾塊破木板。蔣顧不得一天的奔波,從屋外搬來了一些磚頭和石塊,用那些破木板搭起了一張簡陋的床鋪。我們從鎮政府出來後,街上的店鋪已經關門,我們靠從鷹潭帶來的點心、麵包果腹。就是在這間黑屋子裡,一盞如豆油燈,我們度過了來之不易的新婚之夜。雖然食宿簡陋到幾近原始的地步,但我們心裡是欣慰的,彼此分享著這通過抗爭才得來的果實。

三天婚假之後,我們離開了錦江鎮的小家,又回到了各自的勞動編隊和集體居所。不久,寄居在蘇州老父親家的兒子也被我接回到了幹校,他與蔣同住在被稱做“水晶宮”(大石坑)的集體宿舍裡。工地上沒有學校,他白天跟隨飼養員叔叔到附近的紅土坡上去放牧,一邊玩耍一邊當上了小牛倌;晚上則由蔣輔導他做作業。就這樣,我們一家三口算是暫時安頓了下來。

第二年的夏天,江西幹校炎熱、多雨。但無論是攝氏40多度的高溫下,還是滂沱大雨中,男女“五七戰士”都毫無例外地要上工地勞動。那時的口號是“活著幹,死了算。”甚至連我們自己也都相信,對於像我們這樣的“臭老九”,越是艱苦越能得到徹底的改造。

我仍在修路隊幹活,整天與沙子、石頭打交道,儘管臉上被暴曬得赭紅赭紅的,全身上下經常被浸泡在汗水之中,我的心情卻是愉快的:因為我已經有了一個家,開始了新的生活。沒過多久,我身上出現妊娠反應。起初我懷疑是中暑了,可連服了幾天藥,仍不見減輕,幹起活來也覺得有些體力不支。同室的一些老大姐斷定我已經懷孕,我也不再懷疑了。那年我35歲,在一群婦女堆裡算是個壯勞力;修路隊裡只要有重活,隊長總是分配給我去幹。我需要有一張能證明已經懷孕的醫院診斷書,否則不僅不能請假歇工,而且也不能改幹輕活。我擔心這樣的重活繼續幹下去,會影響胎兒的發育,於是決定去鷹潭醫院作一次診斷。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蔣,他滿心歡喜。他怕我路途勞累,提出由他帶著我的尿樣獨自騎車去鷹潭醫院做化驗,我同意了。那時的化驗手段還很落後,醫院一般只做青蛙試驗,但那天醫院又恰巧沒有現成的青蛙,大夫讓蔣自己去集市購買。蔣在鷹潭鎮上找了半天,好不容易覓得了一隻,卻是半死不活的;送醫院化驗的結果竟是“陰性”。這意味著我還得照樣出工幹重活。

大概又過了一周,我的妊娠反應更加厲害了。幹校的一位婦產科大夫催促我再做一次妊娠化驗,並開給了我三天的病假條和一張享受病號飯的條子。所謂病號飯那也不過是一碗窩雞蛋的掛麵湯,但在當時條件下算是極難得的優待了。

 

蔣又第二次帶著我的尿樣去了鷹潭醫院。這次醫生終於換了一種試驗方法,結果證實我確實懷孕了。從此,我就免除了力不勝任的重活,被照顧改幹了一些輕活。

我的身子一天天地沉了起來,修路隊裡已沒有我能幹的活了,我被“照顧”調到了制瓦廠。我先是學著做平瓦,這個活必須站著操作,一天下來我的雙腳又紅又腫,後來連鞋都穿不上了。在我懷胎7個月的時候,我又接受“照顧”做起了脊瓦,可以坐著操作。最難得的是我在制瓦廠結識了一位姓李的忠厚長者,他不僅給予我很多照顧,而且為人熱情、幽默。他常常給大家講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話,給我們枯燥、單調的勞動生活平添了許多樂趣。也許是一種緣分吧!後來我回京分娩時,他趁回京探親之便,特來我家探望,恰巧在我書桌上看到了一封尚未發出的信,信封上收信人“史濟瀛”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問我“史濟瀛是你什麼人?”我回答是我的七嬸。我這才知道,丁、李兩家原來是幾十年的世交。他的父親李濟就是聞名於世的中國考古學界泰斗,1949年去臺灣後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李濟不僅與我的二伯父丁文江相交甚篤,而且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李莊與我七叔一起在中央研究院任職,兩家住得很近,來往密切。而李本人當時就讀的同濟大學校長又是我的四伯父丁文淵。因為有了這段緣由,我對他的稱呼也就從“老李”改成了“李大哥”。在那個年代,像我們這樣都有著複雜歷史背景和家庭關係的人在政治上是遭受歧視的,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的交誼,只是我們把兩家的那層特殊關係隱而不宣而已。

(《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28期    2014年4月4日—4月17日)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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