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 維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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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彥永醫生與天安門母親徐珏

第十七章

來自大洋彼岸的問候

自2002年11月中旬至2003年年初,丁子霖陸續收到來自美國近四十多個州的200多份慰問信卡。這些慰問信卡的郵寄者幾乎全部是美國公民(僅有一封來自意大利)。據了解,這次寄卡活動是由美國的一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發起的。

在“人權觀察”就這次寄卡活動向美國公民發出的一份公告中說:“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政府軍隊在鎮壓聚集在被視作倡議和平政治改革的天安門廣場上的爭民主的示威者期間,殺害了上百個男子、婦女以及兒童。在那場被稱之為天安門大屠殺中,士兵們可恥地向抗議者和圍觀者射擊,有些瘋狂的坦克則碾向那些未及躲開的人群。在隨後的日子裡,還有一些民眾被士兵們草草槍決。在軍隊干涉期間,北京至少有上百民眾被殺,上千民眾受傷致殘。在此之後,在全中國則有上萬人被捕。

“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是一位才17歲的高中生。他被子彈從後背射穿過他的心臟。丁子霖化悲痛為行動,聚集了一個被稱之為“天安門母親”的人權群體。從1989年開始,這些母親和其他親屬們勇敢地從事尋求正義的運動,企圖迫使當局設立公開調查屠殺的小組,並同意給那些死難者家庭和傷殘者以賠償,他們蒐集關於被害的詳情並為那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庭提供救濟。由於公開挑戰政府屠殺的立場,天安門母親們遭受到政府持續的威脅和迫害。

“您可以在寄給丁子霖的慰問卡中表示對其他母親和親屬們的支持。”

讀着每一封來自大洋彼岸的慰問信卡,讓人無法遏制內心的激動。這裡只能摘錄其中幾份信卡的留言(譯文):

“親愛的丁子霖以及所有那些在天安門廣場被殺害者的母親們,在美國我們非常清楚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什麼,我們通過電視看到了一切,我們還在我們的報紙上讀到有關的報導。我們對你們失去家人和朋友深表同情,我們對你們為自由、正義以及和平所作的抗爭表示關心和支持,願這一天早日光臨於中國人民。”

“親愛的丁子霖,我有你、你丈夫和你們的兒子的合影,我也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兒子,然而我是如此幸運,因為我們富有生氣地活着──他永遠不必去面對曾經發生在中國天安門廣場或其他地方的恐怖的事情。我為您和其他的母親們感到驕傲,因為你們沒有使你們死去的孩子的精神喪失。為你們大家祝福!”

“作為一名美國大學生,我稱讚並支持你們的孩子們對民主、正義及自由的追求,儘管1989年時我才9歲。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像你們孩子那樣勇敢的民眾去作出努力,民主是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

“向天安門母親們及其家庭致以節日的問候:橫貫萬里,至少有一個人在關心着你們,祈禱者在為你們祈求和平與歡樂。在世界各地用如此眾多的方式歡慶新年之際,願你們能尋求到和平,並對愛、歡樂、和平懷有同樣熾熱的希望。”

“丁子霖和天安門母親們,在這冬季氣候寒冷天空陰暗的時候,我送上這些文字,讓你們知道你們不會被遺忘,保持希望,我們關心着你們!”

4月初,劉曉波、劉霞夫婦去無錫張涇鎮丁蔣寓所小住,期間,由丁蔣陪同一起去了蘇州太湖旅遊區三山島休憩逗留了三天,後又一起前往蘇北泰興縣黃橋鎮憑弔丁的二伯父丁文江先生故居。丁為中國地質科學的奠基人,又是在2、30年代與胡適、傅斯年等創辦《努力周刊》、《獨立評論》的自由派著名人士。劉曉波夫婦在無錫、蘇州、黃橋的整個旅程,均被置於當地國安部門便衣警察的監控之下。

6月,丁又收到了寄自美國馬里蘭州的給“天安門母親”的3000份慰問卡。這些信卡白紙黑字,整齊劃一,上面用英、德、中、法(或西班牙)、希伯來文等五種文字分別寫着:“勇氣不會消失,我們祝福你們!”、“放心,我們不會忘記你們!”、“不要因此沮喪,我們不會忘記!”等等。這三千份信卡每一份都有寄卡人的親筆簽名。

這些信卡是由專人負責收集起來後裝在一個紙箱裡通過國際郵局寄給丁的,但丁第一次前往領取時卻遭到海關的開箱檢查並扣押,後經多次交涉,才在幾天後發還。後經了解,這次寄卡行動同樣是由“人權觀察”發起的。

丁為此代表“天安門母親”致函“人權觀察”並通過他們向所有寄卡人表示感謝。丁在信中說:“今年(2003年)6月份,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你們──3000位素不相識的馬里蘭州朋友們寄來的慰問信卡。這對我們這些在14年前的大屠殺中失去了親人的母親和妻子以及其他受難親屬來說,是一件最珍貴的禮物。它體現了遠方朋友們的同情和愛,體現了人類的一種普世價值。同時,這也表明了你們對地球這一端的中國人的命運的關注。

“我已把你們信卡的複印件分送給迄今已找到的每一位“六四”死難親屬和傷殘者,讓他(她)們一起來分享你們的這份溫暖和關心。你們的信卡的原件,經我們商議決定,將全部妥善地保存起來,把它們留給歷史,留給未來,為的是讓我們的同胞永遠記住:在那沒有自由、沒有尊嚴、充滿着苦難和殺戮的年代裡,有一群美國朋友曾經支持、幫助過我們。”

聲援香港同胞取消23條惡法

7月1日,香港同胞為抗議特區政府的所謂“23條”立法,發起了有50萬人參加的大遊行。為聲援香港同胞的正義要求,“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聲明,聲援和支持香港同胞為取消23條惡法而進行的抗爭。在這份聲明中說:“多少年來血和淚的洗禮,使我們深深懂得人的自由之可貴。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一切!剝奪了自由,就剝奪了一切!但是,自香港97年回歸以來,我們眼看着香港同胞的自由、尊嚴和權利一天一天地被侵蝕、生存境遇一天一天地趨向於惡化。對此,我們始終懷有極度的憂慮。我們絕對不願意看到香港同胞遭受到大陸同胞曾經遭受的而且現在仍然繼續遭受着的種種厄運,我們真誠地希望香港同胞能真正地享受“港人治港”的各項權利,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香港《蘋果日報》刊登了這個聲明。

9月的一天,青年評論家余杰由劉曉波陪同看望了丁蔣兩位,餘帶來一盤本年度萬人傑新聞文化獎頒獎儀式的實況錄像(餘為該獎獲得者,不久前去美國出席了頒獎儀式)。在錄像帶裡,除了有余杰的畫面,還有另一位獲獎者楊逢時女士的畫面,楊所致獲獎答辭感人至深,其中譴責了十四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場大屠殺,並對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親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事後,丁給楊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已經很久不願在人們面前落淚了,但我這一次怎麼也無法忍受,而曉波和余傑竟也當着我的面相抱痛哭。想想今天每日每時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我們似乎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如今已被厚厚一層塵土覆蓋得難以辨認也難以尋覓了。但我依然相信,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一個保留着人性光輝的世界!我牢牢記着您的話:‘為天安門母親說句話,只不過是一個人起碼良知的自然表白。這不是政治,是良心。……總有一天,天安門前也會豎立起一座不朽的紀念碑,所有“六四”殉難者的名字及每一個被專制鐵蹄摧毀的生命都將永遠地鐫刻在歷史的墓誌銘上。’對您的這些話,我很難用用更多的語言來表達,惟有說一聲‘謝謝!’”

5月29日,“亞洲反失踪聯盟”理事會主席瑪麗•艾玲女士致函丁子霖,祝賀中國的“天安門母親”被接納為該聯盟成員。

在這封信中說:碰巧今年的6月4日,是亞洲反失踪聯盟的成立紀念日,它已經五周歲了,而天安門母親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成了這個聯盟的會員。

信中表示:雖然目前從爭取公義、真理和糾正錯誤方面來看,我們尚沒有足夠的理由來慶祝,因為中國政府仍然拒絕調查真相,懲罰屠殺者,仍然拒絕讓受難者家屬和傷殘者獲得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您和您的難友們的勇氣,在政府強大壓迫下不屈不撓氣概,卻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在“六四”14週年之際,我們與您一起懷念死者和失踪者,同為他們流淚,我們也與您一起迎擊惡劣的環境及人權侵犯者。讓我們攜手創造新的真實!

8月17日,丁子霖覆函給瑪麗•艾玲女士並轉斯里蘭卡失踪者父母及家庭成員協會(OPFMD)、拉丁美洲失踪及被拘禁者家庭協會聯盟(FEDEFAM)、印尼失踪者家屬協會(IKOHI)和失踪者與暴力受害者委員會(KONTRAS)、克什米爾失踪者家屬協會,感謝這些國際的受害者組織對中國“天安門母親”的聲援和支持。

在這封信裡,丁敘述了中國“六四”受難者親屬在以往歲月裡走過的艱難的道路,並通報了為即將來臨的“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活動所作的準備。

8月中旬,在京難友就籌備“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活動的事宜作了初步的商議。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涉及到十五週年的口號。經難友們反覆磋商,達成了如下共識,也就是十六個字:“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十六個字既是我們今後努力的目標,也是向海內外各界人士發出的呼籲。

8月下旬,香港“天安門母親運動”的幾位成員來訪。為協助國內“天安門母親”準備十五週年紀念活動,她們提出找幾位“六四”死難親屬作一次錄像採訪,並把此次採訪製作成一套“六四”受難者證詞光碟。經雙方努力,這次錄製活動於幾天內完成。在錄製成的這套光碟中,由六位死難者親屬講述了她們親人遇難的情況,以及十五年來她們的痛苦與掙扎。丁子霖利用這個機會,呼籲人們特別關注當年那場大屠殺中的失踪者的命運,因為這些失踪者“活不見人,是不見屍”,他們的親屬更需要人們去關注和同情。

在這次來訪中,香港“天安門母親運動”的朋友還向在京難屬贈送了幾件當年專為“六四”週年製作的文化衫。因數量有限,丁建議由專人保管留作紀念。來人當即表示,他們可以幫助國內難屬代為印製一批同類的文化衫,以作為“六四”十五週年的紀念品。丁、張接受了這個提議並表示感謝。經在場難友協商,決定這批文化衫的圖案如下:前胸,借用香港“天安門母親運動”的圖標;後背,則印上“1989—2004”的字樣。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批文化衫竟成了2004年3月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羈押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的所謂“理由”。

9月上旬,丁蔣回無錫家

蔣彥永醫生“六四”正名建議書

這年秋末的一天,丁在南方接到北京三○一醫院蔣彥永醫生的電話。對方自我介紹說:“你不認識我的,我是三一醫院的蔣彥永。”當時丁很感意外,於是說:“我們是不認識,但我們都知道您,都很尊敬您,您救了中國那麼多人,也挽救了中國人的形像……”就這樣兩個素不相識的人開始了電話中的交談。蔣醫生在電話裡問及丁蔣的健康情況。當他知道蔣患有冠心病且頻繁發作,他就催促丁蔣趕快回北京。他說:“趕快回北京治病,不要耽誤。”在他的多次催促下,丁蔣提前於11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回京後,丁蔣帶了病歷前往一○一醫院幹休所宿舍拜訪了蔣醫生。他請來了三○一醫院兩位有經驗的主任大夫給蔣會診,兩位大夫建議蔣立即動手術。

那次,丁蔣給蔣醫生帶去了在海外出版的第二本書:《生者與死者》(2000年出版)。另外,還送給他一本“六四”十週年時由“中國人權”出版的小冊子:《見證屠殺,尋求正義》。這次見面,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蔣醫生詳細地向丁詢問了兒子在89年遇難的情況,丁對此作了回答,同時介紹了這十多年尋訪到的一些同命運家庭的情況,其間列舉了幾家比較典型的例子。丁流着淚講,蔣流着淚聽。聽完丁的介紹,蔣醫生向丁蔣講述了當年六月三日夜裡他所親身經歷的事情。他當時作為一個外科專家,是醫院裡搶救傷員的總指揮。他告訴丁蔣,當時他們共收治了89個傷員,其中搶救無效死亡者7人。丁告訴蔣醫生說:“在我們所收集到的名單中,死於三○一醫院的只有三位,還有四位沒有找到。”丁詢問他是否知道死者的名字,他說他不知道,但他答應以後幫助尋找。雖然是初次見面,但一談起“六四”這個話題,似乎雙方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丁表示,對“六四”死難者和失踪者的尋找工作還將繼續下去,為死者討回公道的抗爭也將繼續下去。他對丁表示:“‘六四’問題的解決是早晚的事。”

為了證明他的看法,那次他曾告訴丁蔣,在1998年的時候,他曾見過楊尚昆。他說:“楊當時表示: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經無力去糾正,但將來是一定會得到糾正的。“他接着說:“其實在高層裡邊有楊尚昆這種看法的,絕對不止一個。”當時丁蔣聽了很感意外,因為誰都知道楊當時參與了鎮壓;但他們相信蔣醫生所說的,因為蔣醫生在SARS疫情上說了真話。

在以後的日子裡,丁蔣與蔣醫生除了經常通電話,又有過多次來往,直到他於2004年6月1日被羈押、被軟禁。

2004年3月7日,蔣彥永醫生終於給當時正舉行的兩代會和中央政治局發出了一封公開信,信裡建議為19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蔣醫生此舉揭開了“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活動的序幕。在這封公開信裡,他詳細披露了當年他參加搶救傷員的情景,也曾談到吳祖光先生為平反“六四”所作的努力,談到黨內一些開明派人士對“六四”事件的看法。信中還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最近讀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的《為了中國的明天──生者與死者》一書,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為一個在六四事件中被殘殺的17歲的熱血青年的母親,十多年來經受了各種壓力,忍受了極大的痛苦。她和難屬們千方百計尋找和聯繫了近二百位死難者家屬和致殘者的,並以各種方式表到他們的願望──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親屬被無辜殺害作出認真負責的交代──這是一個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誰沒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誰的親人被這樣無辜殺害,都會像他們一樣提出這種要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一個中國人、一個人,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從1995年開始,每年都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公開信提出嚴正的要求。但遺憾的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對這樣一個嚴肅的請求,竟然置若罔聞,一字不答。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態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過去的。”

3月11日,也就是蔣醫生發表公開信的第四天,自由亞洲電台“中國透視”專題節目主持人陳奎德先生邀請丁子霖就蔣醫生的“六四”正名建議書進行了座談。

在這次座談中,丁首先回憶了她與蔣醫生從最初的一個電話到彼此建立起真誠友誼的過程。她說:從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就覺得現在在中國大陸像蔣醫生這樣待人熱情、心地純正、平和謙遜的人很難得,甚至非常難得。她提到,有一次蔣醫生對她說:有人稱呼蔣為“蔣先生”,蔣不讓;說:“我是醫生,你們就稱我‘醫生’好了。”她說:作為一個老黨員,老軍醫,他今天能夠站出來,敢於為弱勢群體仗義執言,如果不是有一顆真誠的心,這是很難做到的。她說讀蔣醫生的那份建議書,可以從字裡行間感覺到一位真誠愛國者的情懷。

在那次座談中,丁表示,她從蔣醫生身上看到了一個人做人的準則,那就是說真話。她說:與蔣醫生在SARS病上的作為相比,這封信雖然同樣是說真話,但卻大大跨前了一步。因為這封信份量很重,非同小可,它觸及了一個最敏感的話題,涉及到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核心都繞不過去的問題。這一次,他用確鑿無疑的事實向專制制度編造的謊言直接挑戰了。他真是豁出去了,絲毫不顧及自己的利害得失。

在座談中丁還表示:這封信的發表,可以想見,對那些現在還活着的“六四”大屠殺的決策者、參與者乃至與“六四”有關聯的一些人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讓這些人明白:人們沒有忘記“六四”,也不可能忘記“六四”,強權無法掩蓋殺人的事實。他們必須認罪,承擔責任。對於那些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來說,也會促使他們思考。也許當局會對會議的參與者封鎖消息,但會後他們總要回到社會上去,這封信是瞞不住的,那麼他們如果還有一點良心,總得想一想自己該怎麼辦?現在保持沉默,難道一直沉默下去!面對“六四”問題,他們同樣是繞不過去的。……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mother15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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