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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丁子霖:禁區

丁子霖:禁區 :

2005年1月9日

 

我早就聽說在中國人民大學六個遇難大學生中有一名女生。

那是在我兒子遇難後的一天,我在自己家門口遇見××系的一位在系辦公室工作的幹部。她同情我的遭遇,要我節哀,並勸慰我說:這次遭難的不光是我一家,她所在的那個系有一個女生也死了,是在回家的途中遇難的,完全是無辜的。當時我神志恍惚,沒有細問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但這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子裡,心想等我身體恢復了,我就去找她的親屬;同一個學校的,不會找不到的。

事隔數年,當我拿定主意要去尋訪那位遇難女生的親屬時,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位幹部曾經對我說過的話。但我沒有想到,這時的她已判若兩人。當我問起那件事情時,她說話吞吞吐吐,一再說她已經記不得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地址了。還說,事過之後,有關這方面的材料都上交校部封存了,現在已無從查找。這也許是實情,我當然只能理解。可當我懇求她告訴我那位女生生前的同學或她所在班的班主任時,她卻匆忙離我而去了。她拒絕向我提供任何線索。以後她再見到我,總是躲得遠遠的,唯恐我再提起這件事。

我深感世道人心變得太快。在“六四”那場劫難剛剛過去的一段時間裡,人們懷著對那場大屠殺的義憤,懷著對死難者的同情,奔相走告,慰問遇難者親屬。那個時候,我也曾經得到過許多同事、朋友們的撫慰,這是我終生難忘的。可是,“六四”過後,當局對89天安門運動的參與者進行了大搜捕,繼之又在黨政系統實行了大“清查”,脅迫民眾表態“擁護平暴”、“效忠党國”。這一系列政治高壓導致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曾經一度沸騰的社會很快就沉默了。人們出於自保的心理,再加之當局對“六四”大屠殺採取強迫“淡忘”的政策,漸漸的,那些在當年那場劫難中死去的和受傷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家屬也就成了人們交往中的一個“禁區”,人們對於這類“有問題”的人和“有問題”的家庭也就禁若寒蟬,不再提及。當時廣為流傳的有關受難者的情況和線索,也就漸漸被湮沒了。

但我並不甘心。我又去求助該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心想,他們家從我們父輩起與我們相識、相交數十年,總不會拒絕我的求助吧。果然,他答應了。於是我天天等待,等了三個月,好不容易等來了那位遇難女生的名字,其他一切他說再讓我等一段時間。於是我又等待,一等又是好幾個月。但當我再見到他時,他卻已經把這件事“忘了”,也不再提及。我非常失望,但我還是要感謝這位教授。我理解他的難處,想必他為了查明那位元遇難女生家屬的情況,一定是碰了不少壁,已無能為力了。我只好另想辦法。

皇天不負有心人。一天,一位受我之托的年輕人交給我一張小紙條,上面有那位遇難女生的名字—— 張向紅,紙條上還詳細寫著這位遇難學生的家庭住址。當我接過那張紙條時,那份苦澀的興奮是難於用語言表達的。他沒有告訴我這個地址是怎麼得來的,但我能想像到這個位址得來之不易。

我再也不願等待了。第二天,我就按紙條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張家所在的那幢住宅樓。我叩開了張家的門,但出來開門的卻並不是張家的人,原來張家已搬到別處去了。真想不到好不容易得來的線索一下子又斷了。但我這次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青年人。他聽我說明了來意,動了惻隱之心,告訴了我張家的新址。

終於找到了,但離那場劫難已過去整整四個年頭。死者的父母都已經是退休的老人了。母親目光呆滯,頭髮幾乎都白了,當了一輩子幼稚園老師,在她手裡一茬一茬的幼兒長大成人遠走高飛了,可她自己最心愛的幼女還沒有大學畢業就永遠離開了她。死者的父親50年代初曾是赴朝參戰的志願軍戰士。這位當年的“最可愛的人”,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兒會死在同一面軍旗下的“戰友”們的槍口下。

初次見面,兩位老人得知我是人民大學的教師,還以為我是代表校方前去看望、慰問他們的呢。然而,當我說明我的兒子也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的情況時,他們臉上那份感動的神情頓時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難以掩飾的疑慮和驚恐。看得出來,兩位老人對中共當局還心存幻想,他們相信女兒的死純屬“誤傷”,相信政府方面總有那麼一天會像對待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整或遭難的人那樣來對待他們。他們一直在等待著,在漫長的孤獨與壓抑中等待著,他們不願接觸外人,外人也很少接觸他們。他們不想再提起女兒的事,在他們潛意識之中已把女兒的死當做了一個“禁區”。

那次會面的氣氛是凝重、沉悶的,好像沒有多少話可說。但是,談話間他們也許明白了什麼。在我的一再詢問下,死者的母親終於開了口。

她告訴我,她的女兒是6月4日晚11點左右在天安門廣場外前門附近中彈身亡的。當時她同她的嫂子正好路過前門附近,恰遇戒嚴部隊進逼天安門廣場,人群被沖散了。她們兩個弱女子躲到了小樹叢後面。可她的女兒還是沒有逃過這場劫難,她是倒在她嫂子的懷裡慢慢死去的。

她一再聲明,她女兒從小到大一直是個老實、聽話的孩子,從不做出越軌的事情;在學校裡,她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天夜裡她是從朋友那裡回家途中恰遇戒嚴部隊開槍,因此她的死純屬無辜,她身邊有嫂子可以作證,她是中共黨員……。老母親這番話說得極快,幾乎不假思索,沒有停頓,而對於那場大屠殺欠下的血債卻隻字不提,更不要說譴責了。我想,自她的女兒遇難後,她在面對女兒所在的學校、自己和她丈夫的單位、她所居住的街道、鄰里、友人時,都是如此這般地講述的。“六四”大屠殺所造成的肅殺和恐懼把兩位老人怔住了。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會有變化的。自從與這家難屬建立了聯繫,兩位老人漸漸走出了恐懼和孤獨,融入到了我們這個“六四”受難者群體。沒有多久,他們又參加了我們這個群體為尋求正義而發起的連署活動。2000年,他的長子在美國公開了自己作為“六四”難屬的身份,會同 王丹、周鋒鎖等一些流亡學生,共同發起了起訴“六四”大屠殺元兇之一李鵬的法律行動。這個“六四”受難家庭終於衝破了心靈的禁區,要回了一個中國公民應有的權利和尊嚴。(丁子霖執筆 200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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