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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4日:丁子霖:有一位母親的身影 始終相伴著我

丁子霖:有一位母親的身影 始終相伴著我 :

2006年5月14日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來臨了,我很早就想寫點甚麼,來獻給一位可敬的母親。

人們也許還記得,在「六四」大屠殺過後的幾天裏,一些海外媒體曾廣泛流傳過一張母親伏在兒子遺體上慟哭的照片。這張照片上的母親就是清華大學應用化學系應屆畢業生、「六四」死難者 段昌隆的母親周淑莊女士,而站在她身後的那位梳辮子的姑娘則是 段昌隆生前的同學和女友。昌隆遇難後,姑娘毅然剪下自己的雙辮,放在昌隆的胸前一併火化。在以後的歲月裏,這位姑娘與昌隆的母親形同母女,始終未能忘懷那一段被毀滅了的生死情緣。

我總想寫點甚麼,還因為這位母親在七年前已落下了終生疾患,她作為一位天安門死難者的母親,已經在媒體上「消聲」了,而且再也不可能發出聲音了。

1999年對我們來說是難忘的,那是六四慘案的第十個年頭。這年的5月17日,我們108位六四受難者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六四元兇李鵬的起訴狀。為此,有許多受難親屬勇敢地站出來提供了證詞,以一樁樁無可辯駁的事實控訴了殺戮者的反人類罪行。這期間,周淑莊女士頻繁地接受海外媒體採訪,精神異常緊張,終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部血栓,被送進了醫院。後經多方搶救,總算脫離了險境,卻從此落下了半身不遂和語言障礙的終生疾患。如今,她已無法像過去那樣為大家的事情奔忙了,我們在媒體裏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了。每當想起這些,我心裏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楚和歉疚。如果我和難友們能多關心她一些,她也許不至於那樣突然病倒。現在,一切都已無法挽回,我唯一祈願的,就是不再給她增加新的傷害,無論是在肉體上,還是在精神上。

周淑莊女士是我們「 天安門母親」群體中最早站出來的一位。早在1993年夏天,她就與我肩並肩地走上了海外媒體。她控訴獨裁者殘酷地殺害了她的兒子,痛斥當局歪曲、掩蓋六四真相,為其所犯罪惡作辯護的企圖。自那時起,她常常騎一輛自行車,城裏城外,為那些含冤的天安門死難者、為我們這個受難的群體不倦地奔走呼號,即使遭到公安警察乃至街道居委會的常年嚴密監控,也從不在強權的淫威下退縮。

在以後的歲月裏,周淑莊女士為說出真相、為尋求正義,始終站在抗爭的最前列。1995年8月,政府當局為了阻遏六四難屬群體的逐漸壯大,也為了阻遏海外朋友對我們群體的聲援和支援,藉口所謂「人道捐款」問題對我和我先生實行了非法拘禁和秘密關押。當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從無錫傳到北京後,在京的16位難屬立即向政府當局發出了抗議信函,而在這封公開信上簽名的,第一個就是周淑莊。她還通過海外媒體憤怒譴責了政府當局對我和我先生的無端誹謗和迫害,用鐵的事實為我們作名譽辯護。

我至今仍然難以忘懷當時她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的急促而有力的聲音:「……兩位教授到底是為了甚麼,要被公安部門帶走!我們遇難家屬都很惦念他們,我們希望下令關押丁、蔣兩位教授的有關人,放了他們吧。孩子已經被無辜地槍殺了,難道父母還有罪?說是有經濟問題,我們就更不解了。一個窮教授,既不掌握財權,又不經商,哪來的經濟問題?……無辜的孩子在九泉之下,已經不能再為自己辯解,母親,也只有母親,最了解自己的孩子;也只有母親,最有權利為自己的孩子辯白,洗刷他們的不白之冤。這是天經地義,有甚麼錯!母親的權益已經遭到巨大的損傷,不能再次遭到損傷了。」(《美國之音》電話採訪錄音,1995年9月2日)這些話語是那樣的平常、那樣的實在,卻又是那樣的合乎情理、那樣的無可辯駁!

1998年,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發文通知無錫中國銀行凍結了一筆以「丁子霖」名義存在該行的六四人道救助捐款,這個消息傳到北京後,再一次激起了在京難屬的憤怒。為此,包括周淑莊女士在內的八位難友親赴國家安全部向部長許永躍提交了有六十位六四受難者聯署的抗議信,強烈要求政府當局尊重六四難屬的合法權益,立即歸還六四人道捐款。在海內外的一片抗議聲中,人們又聽到了周淑莊的鏗鏘有力的聲音:

「這個錢不是給丁子霖的,是給難屬的。快要過年了,中國傳統在除夕要吃團圓飯,……但我們的親人永遠不會和我們在一起過年了,特別是那些孤兒寡母,還要留錢上學啊!這些捐款確實起了作用。最近有四位孤兒考上了大學,給他們一些錢,那他們就能去上學了。然而給難屬的捐款被扣押了。按理說,給我們難屬造成如此悲慘的狀況,精神上、經濟上造成這麼大的損害,是要由政府來管的,但政府不但不管,還坑害我們,海外一些好心的人給我們的愛心都要被扣押,實在說不過去啊!別說我們難屬了,就是我跟周圍的人說了,誰都覺得奇怪。你說怎麼向世界交代得過去呢?請政府趕快解凍!」這些話同樣是那樣的平常、那樣的實在,卻又是那樣的合乎情理,那樣的無可辯駁!

這就是周淑莊,一位患難與共的好姐妹,一位可親可敬的「 天安門母親」!

人們都知道,在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一共安葬九位六四死難者,包括周淑莊的兒子 段昌隆。每到清明節和六四忌日,這些死難者的親屬都會相約去墓地為各自的親人祭掃,而淑莊,總是會把所有這些同難者的墓地一一清掃乾淨,灑上清水,獻上鮮花,供上祭品。對於那些死者親屬因故不能前來掃墓或者親屬在外地的,她更是盡心盡力,生怕冷落了那些孤寂的亡靈。

1999年她因身殘而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也就不能再為大家忙碌了,但每當這樣的日子,她仍然堅持要去墓地,哪怕由家人用輪椅推她,哪怕警察把她堵在住家的胡同口,她也從不放棄。有一次,警察竟然在胡同口一堵就是兩個小時,還編造她要坐輪椅去天安門廣場示威的謊言,說甚麼都不讓她出門。後經反覆交涉,最終答應由警車「護送」才放行。這對於一個一年裏只能在墓地與死去的兒子「見上一兩次面」、「說上幾句話」的母親來說,實在是太殘酷了。前些年,女兒為方便照顧母親的生活,讓淑莊和她的老伴住進了一個居民小區的單元房。但是,警察仍然不放過她,每當敏感時節,樓道裏外都有警察布防、監視。去年清明和「六四」周年掃墓,不僅要由警方指定時間,而且還要把她連人帶輪椅一起抬進警車才放行。這在外人看來,絕對是荒唐的,但警方卻連商量的餘地都不給。

這究竟是為甚麼?一個身殘的老人,難道能對政權構成威脅!經歷的事情多了,我也就漸漸明白了。淑莊雖然身殘了,不能自由行動,也不能自由表達,但她的意志沒有被摧垮。她仍然是一位堅毅不屈、即使倒下也要掙扎站立起來的母親,一位對人世間的苦難充滿同情和憐憫的母親。我想,對於今天和昨天的當政者來說,他們最懼怕的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精神。在他們眼裏,一個道義力量的擁有者,比起一個物質力量的擁有者,要可怕的多。周淑莊就是這種道義力量的擁有者,在我們「 天安門母親」群體中,每一位母親也都是這種道義力量的擁有者。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即使在十七年後的今天,世界和我們的周圍發生了許多許多的變化,但這個群體仍然能夠巋然屹立於中華大地。

五年前,我們失去了一位勇敢的母親──蘇冰嫻女士;這之後,病中的周淑莊女士就成了我們最為之牽腸掛肚的姊妹了。她雖然只長我半歲,我卻向來把她當大姐看待,只要見面,我的一切苦惱、一切艱難以及一切關於群體的事情,都願意向她盡情傾訴。她總是靜靜地聽,不時地詢問。她心裏裝我們這個苦難群體中的每一位母親、每一位遺孀、每一位遺孤。尤其是對於遺孤的成長,誰上了中學,誰上了大學,誰又參加了工作,她都關心備至。

去年冬天,我從南方回到北京,像往常一樣,第二天就去看望了她。我向她講述了發生在廣東汕尾東洲村的血案和海內外正發動簽名抗議的情況,我也告訴她,我們難屬群體中已有不少人簽了名。她聽完後,一個字一個字地對我說:「把我的名字也簽上。」我頓時熱淚盈眶,不停地點頭。一個已失去了兒子的母親,一個已喪失了行動和表達能力的母親,內心依然燃燒正義的火焰。這不是一般的簽名,這是一位母親的愛,一位為人類尋求正義的母親的責任。

淑莊身殘了,她已不能再為我們這個群體奔忙了,但她的身影始終相伴我,這對我來說,是一種督促、一種鞭策。

(蘋果日報 200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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