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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2日:劉曉波: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四屠殺而想到的

劉曉波: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四屠殺而想到的 :

2004年3月22日

 

六四已經十五年了。

讀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見《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4月號),聽 蔣彥永大夫爲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難以擺脫的羞恥感咬嗜著靈魂。

每年都堅持爲亡靈寫點什麽,與其說是展示自己的勇氣,不如說是對亡靈的懺悔。每次坐在電腦前,墳墓的傾訴縈繞不去,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警告:活人必須懷著足夠的謙卑和敬畏,傾聽來自墳墓的訴說,六四亡靈們才能教會幸存者什麽是活著,什麽是死去,什麽是雖死猶生。

 

一 兩個兒子和兩位母親

據我所知,在六四難屬群體中,有兩個死去兒子的家庭,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門。一個是人們比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丁文江;其子 蔣捷連,中彈於北京市木樨地地鐵站口附近,年僅17歲,正在人大附中讀書,丁文江是 蔣捷連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於六四屠殺的年輕人則比較陌生,他是周淑莊女士的兒子 段昌隆,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 段昌隆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6月4日淩晨遇難於北京民族宮附近,年僅24歲。

據丁子霖女士的難屬尋訪錄《被害者 段昌隆和他的母親》一文介紹:“昌隆不是被亂槍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稱的‘誤傷’,而是被戒嚴部隊故意殺害的。他就倒在開槍者的跟前。”被害經過是:“昌隆是6月4日凌晨遇難的。他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據事後瞭解,那天晚上他出門去尋找他的妹妹和女友,當他推車至民族宮附近時,正遇上東進的戒嚴部隊與民衆形成對峙局面,群情激憤,情勢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昌隆目睹這種局面,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想,這樣僵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向雙方說明道理可能會避免悲劇的發生。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戒嚴部隊前排一位看來是指揮員的軍官跟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徹底粉碎了他的善良願望。而這顆罪惡的子彈,就是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的。”(見《民主中國》2004年4月號)

過於年輕的生命,消失於劊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親的心!兒子昌隆遇難後,悲憤的母親周淑莊變成了一位勇敢的母親。她是最早敢於面對境外媒體說出屠殺真相的母親之一,也是“ 天安門母親”的骨幹。她不倦地爲那些無辜死難者及其難屬奔走呼號,從不向強權的恐怖威懾低頭。早在1993年,周淑莊就與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披露了兒子 段昌隆的被害經過,譴責六四大屠殺。1995年8月,丁子霖和蔣培坤夫婦在江蘇無錫遭到非法關押,周淑莊通過海外媒體挺身而出,譴責當局對丁子霖夫婦的誹謗和迫害,用雄辯的事實和充分的道義維護了難屬群體的名譽。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國銀行無錫分行凍結了一筆來自德國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莊和難友們向當局發出了強烈抗議,並一起前往國安部進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難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劊子手李鵬的起訴狀。在這一法律維權行動中,周淑莊不顧體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控訴劊子手的反人類罪行。不幸的是,她終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血栓,從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兩位名人之後都倒在共產黨的槍口下,兩位母親共同站出來討還公道。這,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但在敵視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殺的發生是必然,它是獨裁強權實施恐怖統治的極端化;正如當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現代中國的各類政府的一系列殺戮之後,近乎絕望地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党,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把殺人當做目的,……儘量地滿足……殘酷貪淫的本性。”(參見張菊香編:《周作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 )只要獨裁制度不滅亡,恐怖統治就不會消失,濫殺無辜的野蠻也不會根絕。

縱觀中共的歷史,其對內殺人並非始於“六四”,至少從肅AB團開始,中共就在製造大冤案,延安整風也製造了衆多冤魂,掌權之後的階級滅絕就更肆無忌憚,鎮反、三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一路鎮壓過來,直到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與平民。因爲,暴力性的整肅和鎮壓是中共得以奪權、掌權、維權的秘訣之一。

與此同時,受難者討還公正之路的漫長和艱辛也是必然,被淩辱遭迫害的國人的自發抗爭已經持續了數代人,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終止和人權至上被確立。

 

二 兩大慘案和兩個政府

在衆多六四死難者中,我之所以單獨挑選 段昌隆來爲文,絕非因爲他是名門之後,而是他的受難讓我想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慘案,並通過類似事件的歷史對比來凸現當下中國的現實。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殺的63年前,中國現代史上也發生過一次政府對學生的著名屠殺,史稱“三。一八慘案”。死於六四屠殺的 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因魯迅的沈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個必須對屠殺負有責任的政權及其執政者,該如何面對這罪惡,不僅檢驗著政權本身的善惡,也檢驗著執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無,更能突現出歷史的進步與倒退。毫無疑問,兩次屠殺皆是大罪惡,但兩個時代的兩個政府——軍閥混戰時代的北洋政府與和平建設時期的中共政權——對這罪惡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權遠不如當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儘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淩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爲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沈默嗎?”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爲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沈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啓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爲“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爲,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佈“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爲,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爲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臺。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援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總之,在發生“三一八慘案”的1926年,中國雖然因軍閥混戰而亂相叢生,但那畢竟還是個有些許言論自由、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的時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少還有主權在民的影子,所以,踐踏了最低的爲政底線的政府暴行不可能暢通無阻,殺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權在握且滿世界招搖,並用“穩定”之類的理由來炫耀臉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請參見:傅國湧《三一八槍響之後》,摘自“文化先鋒網www.whxf.net;吳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載於《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掌權之後,中共爲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慘案”大做文章。毛澤東在把魯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時,魯迅的名文《紀念劉和珍君》也被編進了中學課本。正因爲魯迅爲“三一八慘案”寫就了這篇著名禱文,“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變成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證詞和難屬群體長達十五年的抗爭, 蔣彥永大夫前不久給中共高層的公開信(截至3月19日,已經有上百篇讚揚蔣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個支援蔣大夫的簽名),多份在互聯網上流傳的當年親歷者的回憶……已經見證:在六四慘案中,中共殺人更多、手段更殘忍,不僅有槍擊刀捅,還有坦克碾壓。

而且,慘案發生後,中共政權又是如何對待六四大屠殺的呢?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國的媒體和社會名流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在政府方面,沒有高官的認錯悔罪,沒有政府的“撫恤令”、沒有國會追究責任者的決議,沒有獨立司法調查,沒有懲罰任何劊子手,更沒有內閣總辭職。而且,當大屠殺的罪惡已經昭然於天下之時,面對全國性的悲憤,也面對世界性的譴責和制裁,中共政權非但死不認帳,反而開動一切宣傳機器爲大屠殺辯護,大搞全國性的人人過關的審查表態,並封鎖還原歷史真相的所有資訊,鎮壓所有譴責大屠殺的良知者,連失去親人的難屬也難逃壓制;在官方的壓制和封鎖下,冤死的亡靈們及其難屬,成爲難見天日的黑暗中的詞, 天安門母親們從事的“還原歷史 尋求公正”的人道救助運動成爲極危險的事業,難屬們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靈,堅持公開爲六四亡靈討還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風險,甚至好心人給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凍結和扣留。六四,這一當代中國的關鍵字,在大陸境內的所有媒體上皆被“遮蔽”,關於六四真相的言說很可能導致言說者被打入黑牢。

雖然,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中共政權對八九運動的定性,經歷了由“暴亂”、“動亂”到“政治風波”的轉變,但直到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認罪認錯,非但從未見過現政權的任何首腦表示過絲毫懺悔,也從未有劊子手受到過應得的追究,如,負有主要罪責的高官李鵬在權力寶座上風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遙法外,過著高層權貴的安逸生活。恰恰相反,中共的在職高官們一直強詞奪理,以“穩定第一”的藉口來爲大屠殺進行辯護。最新的辯護出現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記者會上,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聯社記者關於 蔣彥永上書的提問時,儘管他含糊其詞地繞過官方的六四定性問題,但他的說辭顯然是早已準備好的老一套,無非是強調中國需要穩定,十五年的經濟發展證明穩定的重要,沒有穩定就什麽都沒有,作爲總理他最關心穩定……云云。

然而,就在溫家寶用穩定論爲六四大屠殺辯護之前,人民大會堂裏的2900多位代表,剛剛以2863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莊嚴形式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後一刻卻是爲中共政權的反人權罪行做辯護,豈不是自打耳光!電視直播,使全世界都看到了這種荒謬的悖論,即便修憲了,承諾了,誰會相信中共有誠意落實“憲法”承諾!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權對屠殺的不同態度,雖有兩個政權對社會控制力不同的原因,即軍閥政權無力對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但是,正常的爲政邏輯應該是:越是能夠控制社會全局的政府,就越不應該恐懼到喪失最低理智的瘋狂尺度,越不應該採取極端野蠻的暴力手段對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錯誤之後,越有能力和自信面對自己的錯誤甚至罪惡。所以,六四大屠殺是獨裁權力的瘋狂之舉,中共的死不認賬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現了這個制度及鄧小平、李鵬等人的邪惡、殘忍和人性匱乏。換言之,這種從不知罪認錯、從不道歉不懺悔的頑固態度,即便與當年的軍閥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歷史倒退。

在社會方面,與“三一八慘案”之後的媒體和知識界的表現相比,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體的公開呐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爲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沈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最恥辱的一頁。這種黑暗和恥辱,不僅是獨裁政權的野蠻屠殺和死不認賬,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特別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強權和懦弱的相互勾結不斷地加深著這黑暗這恥辱。

在當時的國情下,即便媒體被官方操控,無法象當年的《京報》等報刊那樣發出呐喊,知識界也可以通過境外媒體發出良知的聲音,也可以不屈服於人人過關的大清查,用消極抵抗來拒絕與殺人者合作。然而,只有極少數社會名流敢於挺身而出,而絕大多數精英們,包括那些積極參與八九運動的精英們,大都被恐怖壓彎的脊梁,要麽逃亡和被捕,要麽靠出賣良知過關,至多是保持沈默。被奉爲中國知識界良心的巴金在哪里?那些曾經反對戒嚴的名流們在哪里?各大學的校長、教授們在哪里?

面對六四亡靈,這種人性的貧血,不僅是政府的死不認錯,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恐怖的大屠殺和人人過關的大清查,拷問出中國精英們的“小”來,他們最缺少的,不是知識積累和社會名譽,也不是對醒目的常識性罪惡的判斷混亂,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氣。

而極少數敢於繼續質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識人,象丁子霖、鮑彤、吳祖光、李慎之和 蔣彥永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援,大多是盜賊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語。而一個隻要求虛僞的表態式效忠的政權,根本不在乎私人飯局上的和居家客廳中的罵娘。

六四後,從中國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民間的自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面前,社會的名流們和精英們的自私懦弱;無過於在隨之而來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過程中,面對特權階層對社會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精英群體本身的媚權媚錢的傾向。正是由於精英階層的整體性懦弱,致使殺人者在壟斷權力和犬儒主義的庇護下,不但能夠輕易地逃避承擔罪責,而且可以繼續在權貴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 該怎樣安慰六四亡靈

如今, 段昌隆的亡靈安葬在京郊的萬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邊。祖孫兩代人的墓碑,銘刻著中國人所經歷的大半個世紀的苦難歷程。我想,親歷過兩次屠殺的祖孫兩代的亡靈,也決不會安眠:叔祖父的亡靈,是否會反思軍閥政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是否至今還在懺悔當年的屠殺?而侄孫的亡靈,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經等待了漫長的十五年之後,一定還在頑強地控訴著暴政的屠殺。在這種來自墳墓中的傾訴面前,劊子手必須知罪並接受法律的審判,六四大屠殺的幸存者理應打破沈默,用頑強的民間記憶來爲亡靈申訴,直到歷史真相得以還原、公正得以伸張。

現在,提起周作人,國人大都知道他是“漢奸”,但很少有人知道“三。一八慘案”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憤和良知決不次於其兄魯迅。慘案發生後的半個月裏,周作人就寫下過六篇譴責北洋政府的檄文,參加了多項要求懲辦劊子手、爲死者討還公正和補償的社會性活動。周作人還屬於極少數對慘案難以釋懷的知識份子,在慘案發生的兩個月後,他又接連寫下過《閒話四則》(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國民黨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寫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慘案過去了二十年後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裏,他寫下過揪心的回憶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好些屍體,身上蓋著一層薄雪……。”當歷史進入了毛澤東時代,就在另一場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劇——文革——即將開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慘案”的第四十個祭日裏,周作人在日記裏感歎道:“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群體中,對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慘案,又有幾人能夠堅守類似周作人的記憶。

我們這代人,大都熟悉魯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卻陌生於魯迅在評論罪惡時的另一句話:“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五年了,難道我們這個民族虧欠亡靈的“利息”還不夠大嗎?難道我們真要讓遺忘和冷漠毒化靈魂,讓虧欠的“利息”繼續成倍成倍地積累嗎?

固然,大陸民間的力量還相對弱小,現在還無法改變獨裁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對政權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輕的身體的同時,刺刀尖也翻轉地刺向政權合法性的心臟。野蠻鎮壓,仍然是中共政權不能不掩蓋而又無法掩蓋的致命傷,持續的陣發性抽搐令這個表面穩定的政權充滿了“亡黨”的恐懼;對民間而言,年輕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動政治改革的最大道義資源。民間,特別是自稱堅守民間立場的社會名流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己的名譽那樣,珍惜用諸多年輕的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民間向獨裁抗爭的僅有的資源。

中國人不會忘記,全世界也不會忘記,在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上,一位青年隻身擋坦克的畫面,它已經是廣爲人知的最具象徵意義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這個畫面還會不時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媒體上和公益廣告中。就在前不久,大陸央視5頻道轉播北美職業球賽時,畫面上赫然出現這一六四形象:一邊是碾過長安街的坦克鋼鐵長龍,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憤;一邊是手無寸鐵的青年攔截坦克的隻身血肉,感動過整個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爲代表的“ 天安門母親”,已經頑強抗爭了十幾年; 蔣彥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來,以他的親歷見證歷史和呼喚正義。難道這些公開表達自己良知的行爲,對那些珍惜社會聲譽的精英們,還構不不成一種道義壓力嗎?對沈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數還構不成一種道義感召嗎?面對一無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負數的受難者,難道就不肯付出一點兒博愛之心、養成一種平等之懷和正義之氣,爲他們爭取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公道嗎?也爲自己爭得本應具有的做人尊嚴嗎?!

六四後,說當代國人不知恥辱地苟且偷生,一點也不過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熱情已經消解掉恥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過久的沈默中逐漸失血,還會想到六四亡靈的人,意識到良心虧欠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特別是精英們,在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一體化結盟中,活得體面而滋潤,肚皮的凸起和靈魂的乾癟,構成當代中國精英的標準形象。

當我們在夜深人靜單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還有沒有來自內心深處的疼痛和道義上的負罪感?有沒有發現自己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要是有,那麽六四大悲劇還留下了點兒什麽;要是沒有,那就什麽也沒有了。

我承認,提起六四,大多數精英都有不同於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稱之爲良心未泯,然而,當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氣的支援,也就只能以沈默來逃避,並自編出一套理由來爲沈默辯護,以求得內心的安寧。社會名流們爲沈默辯護的通常說辭是:“對中國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國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則不達,要等待時機,到時候我一定會說,但不是現在,現在還不是公開打出六四牌的時候,也就不是公開說話的最佳時機。”

悠久的士大夫傳統中,那種“殺身成仁”的殉道勇氣消失殆盡,而優雅瀟灑的明哲保身卻一代代發揚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則顯,而遇昏君遭亂世則隱。多麽機智的計算,亡靈們的血變成了何時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於是,在中共政權受到世界性強烈譴責時,也是大陸民間發出強大聲音的最好時機,他們不說話,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審判過後,看看鄧小平的進一步動作再說,一晃就是兩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們又說:只要鄧在,說了也沒用,要等鄧小平死後再說,一等又是五年。等鄧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們又說還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幹什麽再說;第三代接班後有半年小陽春,他們剛想開口呐喊,接下來是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的肅殺之秋,他們又趕緊收聲,私下說第三代沒戲,說了也沒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臺再說,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臺了,李鵬全退了,與六四毫無瓜葛的胡溫上臺了,他們又說六四的受益者江澤民還握有槍桿子,胡溫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溫究竟想幹什麽、能幹什麽,目前還不明朗,還要再等等,等到江澤民徹底退休的17大再說……

就這樣,在“等等、看看、再說”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經過去了,無所作爲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對最佳時機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觀望的沈默何時是盡頭?莫非要沈默到地老天荒,讓良心在壓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車的最好時機,才肯讓未泯的良心重見天日!

正是精英們的勇氣匱乏,才導致民間壓力的匱乏,才成全了獨裁政權的野蠻、謊言和穩定。

最後,我想重復自己在《讓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於 蔣彥永先生爲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棄私下的竊竊耳語,而公開說出你的六四親歷和你對六四的內心評價。因爲,對於只有經由公開討論才能辨別是非善惡的重大公共事件來說,私人耳語並不比沈默更有價值,久而久之,還很容易墮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說,在事關法律正義的司法審判中,看得見的正義才是正義,那麽,在事關重大公益的公共討論中,看得見的良知才是良知。

對於六四,不能公開的祭奠無法安慰亡靈,偷偷摸摸的同情沒有道義力量,因爲劊子手從不怕私人飯局上的詛咒。公開你的良知,讓墳墓的訴說通過公開良知公諸於世,亡靈們才能得到些許安慰。公開你的良知,讓獨裁者感到民間的勇氣!讓這個反人性制度淹沒在民間良知的洪流中。

苦難,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劊子手,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講,苦難也是一種資源,一個拒絕遺忘和肯於自省的個人或民族,就能夠把苦難變成提升靈魂的財富。讓我們這個充滿苦難的民族,感到恥辱和負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懺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無畏的勇氣,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爲根絕苦難的重演而憤起抗掙。

2004年3月22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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