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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4日:丁子霖:調停者段昌隆之死

丁子霖:調停者段昌隆之死 :

2003年12月14日

 

在“六四”遇難者之中,有一位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他的名字叫 段昌隆,時年24歲。

 段昌隆在1989年6月4日淩晨被害於西長安街西單路口民族宮附近。

下面是他母親周淑莊女士所作的陳述:

 “1989年6月3日中午,昌隆從國家核技術局參加面試後回家,準備午飯後返校。我見他這段時間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說不行。他說學校實驗室的機器還開著,正委託同學看著呢!還要準備畢業考試、寫畢業論文。他還對我說,他還準備去參加天安門學生運動。正在這時,一位昌隆的女友從清華來找他說:上午學校廣播站動員學生去天安門聲援,同學們都上街了。昌隆一聽很著急。這時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大女兒也打來電話說,她們正忙於搶救在六部口被防暴員警打傷的群眾,回家要晚一點。昌隆聽後就給他大姐送飯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後也投入了救助工作。這天姐弟倆一直忙到晚上11點多才回家。在這之前我小女兒和昌隆的女友也騎車出去了,說到外面去看看。昌隆回來見他妹妹和女友沒有耽在家裡,又推車出去找她們,臨走前把身上僅有的幾枚硬幣掏出放在家裡,身上只帶了一把自行車鑰匙和學生證。

“當時我家在西城區北端鼓樓附近的北官房,6月4日淩晨1至3點左右,不斷聽到外面密集的槍聲,由西南方向逐漸向我們地區接近。這時,附近上街聲援學生的居民都陸續回來了,哭訴著戒嚴部隊開槍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個孩子都未歸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兒蹬車一趟趟去尋找她的弟弟、妹妹,均未找到。她說西單、南池子一帶軍警林立、槍聲密集,根本無法接近去找人。這時我預感到情況不好,已經支撐不住了,由胡同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發上,外面傳來的槍聲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緊縮成一團,兩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實在控制不住了,心顫動得曆害,氣喘不過來,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壓抑著我。我像瘋子一樣跑出了家門,逢人便說我的三個孩子一個也沒有回來!

“4日上午9點多,我小女兒和昌隆的女友從天安門廣場輾轉回到家裡。她們說昌隆並沒有和她們在一起,她們就在天安門東南側清華大學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門肯定會見到她們的。她們估計昌隆由家騎車直奔西長安街去了。下午,我們焦急地往清華大學打電話詢問昌隆的下落。天啊!我們這才知道,我們的兒子已經離開了人世。”

昌隆是6月4日淩晨遇難的。他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據事後瞭解,那天晚上他出門去尋找他的妹妹和女友,當他推車至民族宮附近時,正遇上東進的戒嚴部隊與民眾形成對峙局面,群情激憤,情勢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昌隆目睹這種局面,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想,這樣僵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向雙方說明道理可能會避免悲劇的發生。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戒嚴部隊前排一位看來是指揮員的軍官跟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徹底粉碎了他的善良願望。而這顆罪惡的子彈,就是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的。

昌隆不是被亂槍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稱的“誤傷”,而是被戒嚴部隊故意殺害的。他就倒在開槍者的跟前。不知道那個開槍的人十五年來是否受到過良心上的譴責,他是否有勇氣面對自己犯下的罪孽。他如果還有一點點人性,就應該把全部真相說出。

昌隆倒下後,當時由一位北京醫學院的學生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那時該醫院正好有一位清華大學的學生,他從昌隆的學生證中把姓名、班級抄在自己的褲腿上,拂曉跑回清華報告給校方,昌隆的死訊頓時傳遍清華園。清華曾派人去郵電醫院,打算把 段昌隆的屍體運回來,但醫院說上級有指示,屍體5日8點由政府統一處理,不讓其它人插手辦理!

當時的情景,昌隆的母親作了這樣的陳述,她說:

“那天她從電話中得知兒子遇難的消息後,先由親友於5日早晨趕往郵電醫院,給昌隆做了防腐處理,並剪下他的一縷頭髮留作紀念。親友們看著形勢已沒有先前那麼緊張,才把我們接到郵電醫院的太平間。他們怕我們過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脫下藏了起來,換上新衣服後才讓我們進去與兒子告別。我進到太平間,那裡還有26具屍體躺在那裡。我見昌隆靜靜地躺在一張木板上,像是往常熟睡一樣,只是臉色蒼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氣沒吐出來,雙眼半睜著好象要向親人訴說些什麼。我輕輕將隆兒的眼皮抹下,說:‘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媽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覺得隆兒又回到媽媽的懷抱裡,我親吻著隆兒冰涼冰涼的臉,冰涼冰涼的手,冰涼冰涼的腳,這一切都冰透了媽媽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渾身上下也都麻木了。當我被人攙扶起來時,才意識到我要和孩子永別了!心頭的悲憤一下摒發出來,全家嚎淘慟哭,在埸的、路過的不相識的人群都陪我們痛哭不已。有些在埸的青年攥緊拳頭對我說‘這筆血債早晚要嘗還!’”

昌隆之死,清華全校師生為之哀慟。在為昌隆和清華其他遇難者舉行的隆重、悲壯的葬禮儀式上,師生們為昌隆的遺體覆蓋上了印有“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紅旗,以此來表達對死者的敬仰與哀思。

昌隆的母親保留了這次葬禮儀式的全部照片。我是1993年認識昌隆母親的。我瞭解昌隆、瞭解他母親,就從這些照片開始的。昌隆的母親告訴我,昌隆是段家的獨子,他父親44歲上才得此一子。昌隆來到這個世界才一年多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段家被抄過家、挨過鬥。昌隆和他的姐妹是在劫後一貧如洗的境遇中長大的。後來昌隆考上清華大學,成為人人稱道的優等生。作為媽媽,她為段家出了這麼一個有出息的兒子而感到驕傲。她說:“我含辛茹苦20多年,好不容易盼得他大學畢業,好回家頂門定居,報效國家;沒想到就這樣被打死了。”按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段家的香火要靠她唯一的兒子來延續,可現在一切都落空了。提起這件事,她難以遏制內心的痛苦:“當我聽到別人談及各人的子女兒孫時,就像是觸及了我的傷疤,疼徹心肺;尤其在夜雨孤燈之際,面對兒子的遺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但是,政府當局對兩位不僅失去了愛子而且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也都不肯放過。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謂“敏感”時期,當局常常找昌隆的父親去單位“談話”,還指派公安人員及便衣守候在家門口監視他們,連他們去墓地掃墓也都警備森嚴。這使兩位老人的心靈承受著極度哀傷又極度憤懣的雙重壓力。頭幾年,他們的精神幾近於崩潰,後來才慢慢挺過來。

我想,人們不僅應記住 段昌隆這個名字,而且也應記住一位勇敢母親的名字。她就叫周淑莊。她在我們這個“ 天安門母親”群體中,是最早站出來的一個,也是最早走上媒體的難友之一。早在1993年夏天,她就同我一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電話採訪披露了兒子 段昌隆的被害經過,譴責了89年的那場大屠殺。自此以後,她為那些含冤的死難者、為我們這個受難的群體不倦地奔走呼號,從不在強權的淫威下退縮。

1995年8月,我和我先生在江蘇無錫遭到非法的拘禁和關押,是她挺身而出,通過海外媒體憤怒譴責了政府當局對我們的無端誹謗和迫害,用鐵的事實為我們作了名譽辯護。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下文通知無錫中國銀行凍結了以“丁子霖“名義存在該行的一筆“六四”人道救助捐款,又是她和難友們向當局發出了強烈抗議,並和張先玲等10多位難友前往國安部向有關官員進行交涉。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對於“六四”受難者來說,這是最難度過卻又必須度過的一個年頭。這一年的5月17日,我們108位“六四“受難者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劊子手李鵬的起訴狀,為此,周淑莊女士不顧體弱多病,又無數次地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大義凜然地控訴了殺戮者的反人類罪行,終於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血栓,從此落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現在,她已無法象過去那樣為大家的事情奔忙了,我們在媒體裡也再聽不到她的聲音了。每當想起這些,我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楚和歉疚。如果我和難友們能多關心她一些,她還不至於這樣突然病倒。我們惟有常常去看望她——作為一種彌補;而她也總是盼著我們去她家裡——以此來獲得戰勝病魔的力量。她

多次向我們表示,她要堅持活下去,看到討回公道的那一天。

200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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