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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丁子霖:天安門母親之間,只有共同的苦難 (蕭傑, 蕭宗友)

丁子霖:天安門母親之間,只有共同的苦難 (蕭傑, 蕭宗友) :

2009年4月1日

 

2009年3月6日那天,我們這個淒涼的家庭發生了一件令人激奮的事情。傍晚,家中電話響起,我患病的丈夫接聽後,臉部一片茫然,哆哆索索地問:“ 蕭傑父親?!”我一聽便把電話接了過來:“啊?你是 蕭傑的父親?”“我是啊!”於是,兩個沒有見過面的人就對起話來,生怕電話斷了。

 蕭傑的父親正是我們苦苦尋找了將近20年的難友啊!今天他竟主動找到了我們,真是老天相助啊!在我們那份195位死難者名冊上, 蕭傑名列第四。當時我們想,既然很快就知道了 蕭傑的名字,那尋找到他的家屬就不會太難。未曾料到,一年一年過去,直至今年……。

 蕭傑,又一個在“六四”慘案中遭武裝部隊殺害的優秀中國青年。他生前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三年級學生。在1989年大屠殺後不久,我就得知我自己所在學校一共有6名大學生、碩士生遇難,其中新聞系兩名,這就是 陳來順、 蕭傑;哲學系一名 陸春林,工經系一名 吳國鋒,國政系一名 張向紅,還有一名是蘇東所的 程仁興。到目前為止,人民大學被槍殺的學生最多。

我本人是從新聞系畢業的。那個系有我的老師、同學和老領導,我料想他們一定能幫助我的。但是,事情竟然出乎我的意料。在上世紀90年代,我托了好多友人,尋找到了人民大學其他幾位死者的親屬,卻獨獨找不到 蕭傑的親屬。這成了我的一塊心病。

我曾苦苦請求新聞系與我相熟的同鄉姐妹幫助我。不久,她找到我,悄悄對我說:“你不要再去查了,這個學生情況特殊,他的檔案材料學校都封存了。”我問:“為什麼?難道系裡也沒有留下一點線索嗎?”經我再三追問,她才吞吞吐吐告訴我一些情況: 蕭傑家住成都,父母就此一子(現在得知還有一妹)。學潮期間,他表現相當激烈,曾參加過 胡耀邦逝世後在人民大會堂前的長跪和後來的絕食活動。“六四”一開槍,系裡為了保護他,動員他趕快離開北京回成都去躲一躲。那知6月5日下午兩點左右去火車站的路上經南池子南口,過馬路時,戒嚴部隊令其站住,未聽從,子彈從後背穿過前胸,當即死亡。下午四時許公安部據從遺體發現的學生證通報學校領回屍體。……這段情況,就是我在死難者名冊裡所寫的。

幾年過去,我仍沒有死心。該系有一位副系主任,他的夫人與我關係不錯。我知道他們夫婦倆對當年的學潮持同情態度,好幾次都想找找他們。有一次,我們在校園裡相遇,我就悄悄托她找 蕭傑在成都的家庭地址。她當時沒有拒絕我,但也沒有爽快地答應。過了一段時間,也就沒有下文了,我知道,這是讓她為難了。

2000年早春,我與我丈夫頂著幾個省市國安“便衣”的跟蹤,去四川去看望成都的難友吳定富。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這一面見得真不容易,“便衣”們緊跟不放。我們曾托成都的一些老朋友打聽過 蕭傑家的地址,但是找不到任何一點的線索。這本來就是漫無邊際的事,但總期待著天下事有時會碰巧。我們的心裡,常常掛著 蕭傑的父母。

快20年了,自從1991年我接受境外媒體採訪以來,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地在採訪中,說到許多遇難者及其家屬的情況,唯獨沒有 蕭傑的情況。我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想念起這位小系友。他長得怎樣?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啊?每次念及,心裡總會湧起一股愧疚之情。

因此,接到 蕭傑父親蕭宗友的電話,我當時激動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我首先要問清楚並記下來他們夫婦的姓名、位址、電話、郵編,以後好經常聯繫。當然,我們也很想知道他們是怎樣得到我們的電話號碼的?……一連串的問題,雙方雖從未見面,但從電話中就可體察到那份相知、相遇之情,——這是任憑何種力量都阻隔不了的。

這裡,我要感謝大洋彼岸的蘇曉康先生,正是他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在香港開放雜誌出版了我的第三本書——《尋訪六四受難者》。經我詢問才得知, 蕭傑父親的老同學去香港偶然購得此書,書上公佈的遇難者名單第四位便是 蕭傑的名字。此人從香港回來送書給蕭宗友閱讀,以慰其喪子之痛。老蕭是有心人,多方打聽才知道我的電話。我們兩家難屬父母從遙遠的20年一下子拉到了近在咫尺。這是第一次聽到對方的聲音啊!。我從電話的另一端能感受到這位四川老漢的激動心情。

第一次通話,蕭家急於想告訴我, 蕭傑早在天安門絕食期間就被有關部門盯上了。他雖躲過“六四”了大屠殺,但第二天還是不放過他。他是在第二天回四川途中在南池子南口遭黑槍打死的。當時沒有氣絕,現場有一百多位勇敢的北京市民把 蕭傑送往馬路對面東長安街公安部內公安醫院去搶救。但是沒有活過來。

 蕭傑倒下了。他的父母從四川來到北京匆匆處理完後事帶回了亡兒的骨灰。他們家遠在成都,但當地有關部門仍不放過他們,在 蕭傑遇難後的數年內,還常常“光顧”他們家,以致他們被迫數次搬遷。

我們兩家取得聯繫後,我便給他寄去了今年“ 天安門母親”致兩會的公開信,並介紹了我們這個母親群體的活動情況,並徵求了他們的意見。很快我就得到他們的回信:他們夫婦倆今後將與“ 天安門母親”群體站在一起,今後在每一封公開信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從來信看, 蕭傑的父親有一定的書寫能力,我就邀他為我們“ 天安門母親”網站寫稿。當時我們正為網站辟一個專欄,題名為“六四難屬二十年的心路歷程”。老蕭痛快地答應了我。他還告訴我,他要整理 蕭傑的遺物,回憶他短暫的一生。

我能理解他撰寫此類文字的那份撕心裂肺的痛。但是,這樣做了,也許能讓他的悲情釋放一下。為了讓蕭氏父母更好地排遣孤獨之情,我還特意向他們夫婦和同住在成都的 吳國鋒父母分別寄去了信,介紹了彼此的情況以及聯繫方式。

沒有過幾天,我又接到老蕭的電話,他興奮地告訴我,他們夫婦倆那天一早就去了老吳家。兩家互訴衷腸,整整談了一天,傍晚才依依不捨地回到家裡。他們兩家還相約,父母年紀都老了,如果他們離世還討不回公道,那就由彼此的女兒來繼承父母的遺願。我在電話裡聽到這些話,不勝唏噓,心有同感。老蕭還告訴我,他的文章已經寫好寄出了,委託我在發表前為其潤色。

從四川成都寄往北京的信件至少也要三、五天,當我們接到老蕭的信件時,卻發現維權網上已經發表了老蕭已經寄出但我還沒有收到的那篇他本人撰寫的文章,以及當地民間維權人士對老蕭一家的訪問記。其他還有一些有關的照片。

好在,我們與蕭氏父母的聯繫還剛剛開始,來日方長。 “ 天安門母親”之間,只有共同的苦難,沒有共同的歡樂;只有心靈相通,沒有間隔阻礙。

 

《 天安門母親網站》首發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20%20years/m090515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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