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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 0日:廖亦武:六四難屬吳定富 

廖亦武:六四難屬吳定富  :

年0月0日

 

 

1

採訪緣起

約大半年前,我隨 劉曉波去拜訪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蔣培坤,臨近告別,丁老師寫了一張小卡片遞給我,說:“你能抽空去看看這對夫婦嗎?要不,打個電話也可以,因為你們是同鄉。”我沒有一丁點鄉土觀念,卻覺得應該不負所托,去瞭解一下這對在六四屠殺中痛失愛子的父母的近況,給丁老師一個回復。返成都後,我三次撥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電話,卻沒人接,於是就耽擱了下來。

光陰悠忽,轉眼就幾個月。這期間,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訪了若干冤案;還經歷了又一次婚變,又一次逃亡,已疲憊不堪,可丁老師的囑託始終壓在心裡。為了釋懷,我於2005年5月17日又打兩次電話,終於聽到了吳定富先生的聲音!地道的新津方言。當他知道我是丁老師的朋友時,即盛情歡迎“去家裡坐坐”,還一再詢問丁蔣二位老師的身體好不好?最近出門方便否?我支支吾吾,卻敲定了訪問的時間。

在丁蔣兩位老師編纂的《見證屠殺》的書裡,吳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證詞,並配有兒子 吳國鋒慘遭殺害的遺照——我反復地端詳,憤怒竟如16年前那般新鮮。而窗外高樓林立,日影昏沉,飯粒似的人群被商業時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淩晨,我31歲,正在家裡朗誦詩歌《大屠殺》;可在北京街頭,一個叫 吳國鋒的不滿21歲的大學生,僅僅因為記錄歷史的熱情而連中數彈……。

一顆流星劃過天穹,人們大約不會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與眼下的一樣?

 

2

2005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點,我空著肚子,行色匆匆地搭上一輛破舊客車,從成都西門的金沙車站出發。由於沿途撿客,待客車晃晃悠悠抵達幾十公裡開外的新津縣城車站時,已近下午兩點。花3元錢雇一輛人力三輪,穿越半個城鎮,就攏五津鎮模範街嘉寧公寓外面。我左顧右盼,直瞅對街的牛肉麵館,咽了幾口唾沫,即轉頭尋找“A幢4單元4號”。插入一條靠圍牆的背巷,進入一老街道企業的那種鏽鐵門,門內有四個髒兮兮的婦人正打麻將,見了我,均邊搓牌邊齊刷刷地扭臉。其中一個戴紅袖章的胖大嫂還問:“你找誰?”

我不予理睬,徑直上了單元樓梯;待胖大嫂起身,我已上了二樓。在埠,一個大鼻頭男人笑著俯下身子:“老威?”我習慣性微笑點頭。在跟他進右邊門的瞬間,發現身後站著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嫂子——她就是不幸的母親宋秀玲。她說已在樓外向街望了好一會兒,沒料到貴客已直接上樓了。

我的眼前展開了一個日趨頹敗的家庭,四壁徒然,舊傢俱和人在其中顯得灰暗。然而迎門之處,夭者 吳國鋒的黑白照片卻格外鮮明,那眼鏡片裡的始終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引起我對如夢人生的陣陣追憶。正發愣,吳父卻邀我坐,上茶畢,我唐突地問:“可以採訪你嗎?”

“丁老師的朋友,當然可以,”吳父揉了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況且,兒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滅了,沒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答錄機。吳父又說:“我們在幾年前,就站出來接受過海外電臺的採訪,不過時間太倉促,講不了啥。你算第一個登門來訪者,不知從何說起呢?”

“從小時候說起。”

“哪太費時間了。”

“從小時候一直到眼下,你們放開講吧,有的是時間。”

此時,樓外傳來一波波孩子們的喧嘩。“下課了,”吳母喃喃道,“ 吳國鋒在這後面上過小學,他的班主任至今還沒退休呢。”

老威:這是丁子霖老師寫的卡片,我從她家裡得到了你們的位址和電話,大半年來聯繫過好幾次,今天終於登門拜訪了。

吳定富:我們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我還在丁子霖和蔣培坤編著的“見證屠殺”的書裡,讀到過你們的一小段文字——這種回憶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記錄痛苦,人家講不下去的事,我還煞費心機地挖。

吳定富:我們老了,又死了兒子,所以不用你挖,我們也願意講。至於怎麼講得透,老威你有經驗,就開個頭吧。

老威:盡可能完整一些。

吳定富:好的,那我按時間順序,從小往大說, 吳國鋒這娃兒,從小聰明,被他爺爺奶奶當作掌上明珠,他爺爺雖然是拉板車的工人,卻有些文化,經常把孫兒帶在身邊,一筆一劃,在牆上寫字教他, 吳國鋒反應快,記性好,幾歲就能看出是個讀書的材料。

老威:你們家有幾個孩子?

吳定富:3個。大的是女兒, 吳國鋒是老二,他上小學就考的第一名。由於我們家在新津土生土長,幾代都是勞動人民,家庭負擔重,所以沒有條件去嬌慣娃娃。

老威:你是老知青嗎?

吳定富:我生於1942年,國鋒媽媽生於1944年,那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沒想到,日子就這麼一直艱難下來了。政權更迭,似乎有那麼點朦朧的盼頭,我們卻在該長身體的時候餓肚子,窮得沒錢上學。我在1960年初中畢業,還做過社會青年,隨後分配工作,當街道企業的採購員,而國鋒媽媽一直是家庭婦女。

老威:也就是說,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資?

吳定富:我的工資30來塊,國鋒媽媽在家裡做些小手工,比如縫個衣扣,鎖個邊,一天能掙幾角錢。我們的收入加起來,不過40塊,卻要糊5張嘴巴。計劃經濟時代,不敢有其他生財之道,只好一家人掰著指頭過。一分一厘都要算,連衣褲也是大的穿不得,補上破洞,小的接過來穿。值得安慰的是, 吳國鋒聰明、爭氣,年年是三好學生,學習成績一直是前幾名,並且不驕傲,受到老師和同學的一致稱讚。

老威:這叫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

吳定富:由於經濟負擔過重, 吳國鋒初中快畢業時,我就勸他考中專,這樣就能提前參加工作,保險得到飯碗。沒想到這娃兒有心計,表面滿口答應,私底下卻與幾個同窗好友約定,打死不讀中專!就這樣,他以優異的成績升了高中,我的盤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老威:你有點缺乏遠見嘛。

吳定富:沒辦法。本來大女兒就成績好,考中專拿飯碗很穩當,結果一家人出於“遠見”,讓她繼續讀,以為考大學沒問題,結果卻落榜了。竹籃打水一場空,遍街都是名落孫山的高中生,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閒飯。

兒女都大了,走一個算一個吧,我們倆口子身體都不好,這輩子就認命了。可 吳國鋒把生米煮成了熟飯,做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硬撐起。好在80年代中期,社會允許自謀生路了,國鋒他媽就在門口擺了個小攤,賣些日常小零碎,貼補家用。而我在工作之餘,要煮飯﹑洗衣﹑照顧娃娃們的起居。還憂心忡忡地給 吳國鋒敲警鐘。這時他已成近視眼,我就說:“眼鏡哎,你只能背水一戰了,萬一考不上大學,莫得哪個單位肯要你這個書呆子近視眼。”

 吳國鋒懂事,不頂嘴,還安慰我:“老漢,你放心嘛。”我說:“你在班上的成績最多算個中上,咋個叫我放心嘛。”他說:“老漢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學習過於拔尖,老師和同學都會天天盯住你,要求這要求那,太累了,沒功夫耍。所以嘛,能過得去就行了。”我懷疑他吹牛,他卻認真了:“我每科都搞懂了,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終考個前三名給你洗洗眼睛。”結果,真就考了前三名。

老威:做兒子的比父母還沉穩,前途真不可限量。

吳定富:我們這一代父母被政治折騰來折騰去,整個被報廢了,就希望兒女有出息;有時希望過頭了,就顯得癡傻。高中三年,關鍵之關鍵,我們這頭含辛茹苦,他那頭卻心裡有數。到高考前夕,上強化班了,他仍然該學的時候學,該玩的時候玩,弄得我們提心吊膽。有一天,竟然有三門課的老師通知 吳國鋒:他可以不上課複習了。我們還以為發生了啥子事,就立馬找校方,可任課老師卻出面安慰:“老吳,你還擔心個啥?這三門課,你兒子早就精通了,與其讓他在課堂上浪費時間,不如讓他回家休息,養足精神去參考。”

接著就是高考,那是1986的夏天,炎熱無比,考場上還昏過去一些考生。而 吳國鋒似乎考得很輕鬆,頭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飯擺上桌,就迫不及待地問考得如何?他懶洋洋地回答:“不理想。”我心裡咯噔一沉,但為了不影響他繼續作戰的情緒,還強作笑顏地說:“沒關係,趕快休息一下,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熱,許多父母都揮汗如雨地站在考場外等。我們差點把心臟病急出來了, 吳國鋒卻象沒看見,你要問,他就始終是那句:“不理想。”我徹夜失眠,還要做飯,搞衛生,把腦神經都要繃斷了。

老威:你還去單位上班麼?

吳定富:早就請了假。當時,全國統考是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啊,考上就雞犬沾光,落榜就鳳凰掉毛。所以當熬完最後一場,我終於忍不住沖兒子叫:“ 吳國鋒!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回答:“還是不理想,我還有一道題沒做完。”

我的心一下子就涼到底了,不禁埋怨:“你咋個搞起的?!你不曉得爸爸的負擔有多重?”——話音未落,卻見 吳國鋒笑眯眯地站在那兒打包票:“老漢你著啥子急嘛,不是吹牛皮,我都考不起,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考不起!”我一楞:“此話當真?”他肯定道:“當真,雖然我是有道題沒做完,但總分絕對領先。”我松了口氣,立即換了幅笑臉,:“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現在該逍遙了,你想咋個耍,給爸招呼一聲。”他這是才露出理直氣壯的神色:“我與同學們約好,輪番在每一家辦招待,自己慰勞自己。”我當然毫不遲疑:“好的,輪到我們家,你開個口,爸給錢。”他說:“我需要幾十塊。”我說:“爸給你100。”老實話,我這輩子從來沒這麼大方過,當時的100塊相當於現在的1000元了。他大喜過望,又得寸進尺:“還有個條件,我辦招待那天,家裡人都必須出門,把這空間全部騰出來。”

我理解他的心情,因為我在二十幾年前就考過初中第一名呢。於是,一到那天,我們帶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崍走親戚,直到夜深了才回家。我不曉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歡的,因為屋子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他媽說:“國鋒從小能幹,肯定親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見旮旯裡有一大堆啤酒瓶,曉得他們還“違禁”了——因為在平時,我們的要求極其嚴格,除了看書學習,一律不准看電視(自家沒電視,更不許串門看電視),不准東遊西逛,啤酒更是想都莫想。

考過試,野馬放了十幾天,就開始填志願,為了保險起見,我讓他第一志願填四川大學,他遲疑了一陣,眼淚汪汪地填了。可一拿回學校,他的班主任廖老師堅決反對,並親自跑到家裡來說:“吳師傅你放心,這娃娃是我一手教大的,他至少能讀個中國人民大學!”於是就把志願改成人大。

接著通過了政審。又隔了個把星期, 吳國鋒的分數查到了——平均總分91.5,為新津縣本年的高考狀元!全家人欣喜若狂,連遠舍近鄰也湧上門來祝賀;又過了十來天,人大的《錄取通知書》就下來了,是四川省第7號通知書。我傷傷心心,又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姓吳的家族終於出了個名牌大學生!這可是多少代以來出的第一位狀元啊!我當時以為,我們家的命運從此將得到改變。

托運行李和買火車票都是 吳國鋒自己去辦的,我只是借了單位的車,親自把他送到成都火車北站。那兒人山人海, 吳國鋒排了幾個小時的隊,還反過來安慰我們。他真的與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弟不一樣。

老威:這是1986年的秋天吧?

吳定富:對,這一年他18歲,考取的是人大工業經濟管理系。老威你看,這是他入學時的照片,還有他宿舍裡同學們的合影。 吳國鋒獨立生活能力強,人緣好,所以很快就適應了北京的生活,還被推選為管生活的副班長。你看這組照片,他正炒菜,這張已端上桌子了,他走到哪兒,哪兒就皆大歡喜。他是左撇子,小時候,我花了好大力氣才糾正過來,現在除了寫字,用筷子,幹其它都用左手。

我們每個月給他寄100元生活費,因為他媽媽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會也越來越開放,有盼頭了。大概入學第2年,他交了個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東北長春人,父母都是醫學教授。開頭我們回信表示反對,怕影響學習;但 吳國鋒性子強,我們拗不過,當他又來信,談到要在假期陪女朋友回東北,見未來的岳父母時,我們只好又匯去足夠的路費。

老威:這照片上的姑娘蠻秀氣,看樣子,他們正在熱戀。

吳定富:這姑娘要求進步,還入了黨。 吳國鋒暑假曾把她帶回新津,我們見他們如膠似膝,也放心了,覺得是美滿的一對。當然, 吳國鋒後來不在了,人家年紀輕輕,只能重新選擇。她留校了,迫於壓力,也在血的真相面前閉嘴了。老威你在提到這一段時,就含糊一點,或者一筆帶過,免得連累人。

老威:你放心吧。

 

3

吳定富:總之, 吳國鋒在學校事事都順利,充滿希望,充滿活力,而兒子的希望在當時也是父母唯一的希望!轉眼到1986年4月,他寫了封幾頁紙的信回家,談到 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應該是1989年。

吳定富:對,89年!89年!89年4月他寫的信,這是自入學以來最長的信,滿紙激動,用詩人的語言,描述了天安門悼念 胡耀邦的情況,集會﹑口號﹑標語﹑哀悼文章等等。他周圍的同學﹑老師幾乎都介入了。我當即回信,表達了父母的擔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不要沾政治的邊。

老威:這倒符合胡適先生“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

吳定富:我們沒考慮那麼多,只是憑感覺認為不能與專制政府對著幹,否則沒好果子吃。我們這代人,經歷過餓肚子、四清、文革,見得太多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共產黨的慣用伎倆,心知肚明啊。我們的膽子是整小了,但膽小麻煩就小嘛。 吳國鋒身處北京,熱血沸騰,當然不同意我們的世故。父子倆通了四、五封信,達不成一致,可我還是滿足了他的懇求,在兩個月之間給他匯了1000元錢,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

老威:那時我在地區藝術館任創作員,正式工資才100多塊嘛。他為啥要這麼多錢?是捐款嗎?

吳定富:他說丟了自行車,要買新的,還有其它什麼開銷。我疼子心切,就沒深究。

老威:你兒子正處於“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年齡和關口,手中錢多是很危險的。

吳定富:雖然心急如焚,可當時只有寫信這個管道。我曉得兒子在追求真理,大道理掰不轉他,就只好昧著良心,一再規勸:“共產黨是殘暴的!整死人從來沒償過命啊!”我們的父母, 吳國鋒的爺爺奶奶,過去拉板車,起早貪黑,擔著挑子趕場,做小生意,一分一厘攢錢養家;我們長大了,結婚生子,又重複父輩的勞作。太艱辛了,要避開共產黨的一再折騰,太不容易了!而 吳國鋒是一代一代積下來的機會,他終於遇到了好時候,政治環境比毛澤東時代寬鬆;他入讀高等學府,將來定能夠大展鴻圖,家族的苦命也就由此改變了。

可 吳國鋒畢竟是個涉世不深的娃娃,他聽不進去,也不願跟我們爭辯,後來就乾脆不回信了。出事後我才曉得,他要1000元錢,是為了買一台好相機去記錄歷史,留下些珍貴的鏡頭給後代。

老威:你兒子算得上“天之驕子”,在那種時代風氣下,他非常有遠見。

吳定富:我們像熱鍋上的螞蟻,在家裡熬著,天天瞪著電視看。《人民日報》4.26社論裡,李鵬狗雜種早把學潮定性為動亂了;接著又是遊行、絕食、下跪、請願、對話、戒嚴,部隊也開始調動了。我幾乎沉不住氣,想往北京跑了——卻終於在5月31日,接到了 吳國鋒的電報,內容是:“我準備回家,沒有路費。”

當時我還不曉得他買了相機,所以有些疑惑。可仍然高興地電匯去200元錢,就比較放心地坐在家裡等候他回來。 吳國鋒一直沒回來。那幾天,事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卻儘量朝好的方向猜測——比如戒嚴了,坦克都朝天安門開了,我們還以為,嚇唬一下學生,把他們關在校門裡也不錯。

我的體質平時就差,那些天焦慮過度,就患了面神經癱瘓,天天去醫院針灸。6月8日上午,我感覺病情減輕,就坐在門檻上曬太陽,這時新津縣五津鎮政府來人通知我去談話。我穿過一條街,剛跨進政府大門,當官的劈頭蓋臉就問:“吳定富,你的兒子在北京參加了反革命暴亂,你曉得麼?”

我一下子懵了,條件反射地迸出一句:“你說啥子?”

當官的又重複:“你的兒子在北京參加了反革命暴亂。”

我回答:“不清楚。”

當官的清清喉嚨,一字一頓地宣佈:“我們正式通知你,你的兒子 吳國鋒已經死了!”

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只聽得另一個聲音用自己的嘴巴在問:“真的?假的?”

對方板著面孔答:“我們接到北京的政府專電,你的兒子真的死了。”

我覺得身體軟得像麵條,要癱下去,但還是強撐著:“還有啥子要通知?”

對方又補充道:“詳情尚不清楚。政府決定,明天我們替你們買票,並由張副書記陪同你們,前往北京料理後事,並領回你兒子的骨灰。”

我應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來,虛汗直淌。掙扎了一會兒,才從椅子上起身。當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門裡,急忙來扶,我推開他說:“我不要你們送!又不是上刑場,我走得動。”

我搖搖晃晃地過街回家,汽車喇叭響得特別遙遠。一進門,我就靠住牆喘氣,淚水和汗水嘩嘩下來,把襯衣都濕透了。老伴見狀,過來牽住問:“你咋個了?”我不禁哭出了聲;她又連問幾聲:“死老漢,你咋個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氣吼叫:“ 吳國鋒死了!”

只聽得撲通一響,老伴已倒地,怎麼搶救也醒不了。她就這麼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轉來,滿眼垂淚,不吃不喝,只一聲聲喊:“ 吳國鋒,你咋捨得丟下我們哦!”

6月9號一早,政府就把兩張火車票送上門,原說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此時也不見他的影子……

老威:變卦了吧?

吳定富:小地方當官的膽小,怕犯錯誤,就乾脆溜了。

 

一顆流星劃過天穹,人們大約不會去追究16年前的流星是否與眼下的一樣?

 

4

老威:請原諒,我打斷一下。你們接到 吳國鋒最後的信是在5月31號嗎?

吳定富:是的。

老威:你們當時沒有一點不祥的預感?

吳定富:我們只有電視一個管道,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李鵬狗雜種發佈了軍事戒嚴令,部隊分幾路進城,我們也沒想到要屠殺。假的!全是鬼話!啥子“為了維護北京市的社會秩序”,我還認為大不了就抓幾個人,如果 吳國鋒運氣不好,撞上了,在校學生的身份也會從輕發落;更嚴重一點就是判刑,勞改回來還是我們的兒子嘛——我經歷過政治運動,這也不是丟臉的事。所以,六四鎮壓我們還蒙在鼓裡……

老威:是麼?

吳定富:千真萬確。

老威:當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吳定富:全世界都震驚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產黨一封鎖消息,我們就兩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們從別的管道得到過兒子的下落麼?

吳定富:6月8號下午,我們接到 吳國鋒的幹姐姐吳國房從徐州發來的電報,稱“國鋒遇難”。

老威:這個吳國房是徐州人?

吳定富:是江蘇人,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讀書,比 吳國鋒大1歲。她6月4號就得到幹弟弟的噩耗,可那幾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嚴部隊卡斷了所有的通訊。她報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約了一位新津籍同學,冒險坐火車溜到徐州,才發出電報。

長話短說,6月9號下午,我們從成都上火車趕往北京,因為悲傷,兩天一夜沒吃飯,只靠一點水維持著。北京接站的是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的張副書記,這位女同志簡單地問了一下我們路上的情況,就沉默了。直到把我們安頓到人大的招待所,才叮囑我們先好好休息,第二天談正事。

第二天上午,系上的書記和副書記都出面,向我講了六四前人大和 吳國鋒的情況。書記說,6月3號晚上,他們親自挨個寢室給學生們打招呼,千叮萬囑,外頭開槍了,大家別出門;系上甚至宣佈,破例允許在宿舍打牌、搓麻將。書記還說, 吳國鋒是個老實娃娃,那幾天腳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滿口答應不外出,可我們一轉背,他就擰起照相機,發瘋一般沖出樓,騎上自行車跑了。

此時我們才明白,寄出的1000多元鉅款,都被 吳國鋒用來“記錄歷史”了。從 胡耀邦逝世開始,他用嶄新的海鷗相機拍了幾百幅學潮的圖片,其中有一遝就壓在枕頭下。我們整理他的床鋪和遺物,除了工具書、換洗衣褲和照片,只發現一枚5分硬幣和10斤全國糧票。

老威:你兒子當時沒在天安門?

吳定富:5月下旬以後,北京本地的大學生差不多已回校,但從全國各地仍然源源不斷地湧來聲援學潮的人,每天聚集在天安門。據 吳國鋒同學李XX說,他當時和我兒子一起逃出校園不久,兩人就跑散了。李XX遇見黑壓壓的軍隊,追著他開槍,喪魂落魄之際,他拐進一條巷子,胡亂東竄西竄才回校。一打聽, 吳國鋒下落不明。

老威:你兒子在什麼地方出的事?

吳定富:大概在西單附近(宋秀玲插話——坦克和步兵已沿著長安街開過來,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號的,扔石塊的,擋路的,不管什麼人,一律格殺勿論。 吳國鋒剛好挎著相機,當場就被殺害了,連自行車都叫壓扁了。屠夫們過去後,他才被老百姓抬起來,送到郵電部醫院)。

老威你來看這些照片,我們曾再三要求把 吳國鋒的遺體運回四川老家,系上答覆不行,稱是中央命令,遇難者一律就地火化。於是我們說, 吳國鋒還有爺爺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運回遺體作最後告別,也得讓我們拍幾張照片帶回去,有個交待。系上經過商量,答覆可以,但是必須嚴守秘密,不借此損害國家形象(宋秀玲插話——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紮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裡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 吳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 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老威:聽說有一項醫學研究成果證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機的作用,能在駭然遭遇不幸時,攝下劊子手的映射。如果雙手握住刺刀的 吳國鋒當時圓瞪雙眼的話……

吳定富:這娃娃是死不瞑目啊。

 

4

老威:原諒我的饒舌,請繼續講吧。

吳定富:在北京期間,校方派了四個本地同學陪伴我們,輪番勸慰。12號去醫院整理遺體,先是由專人清洗血污,然後換衣服。我們按老家的傳統習俗,替 吳國鋒裹了一身從家裡帶來的素白。

老威:這有什麼講究?

吳定富:因為 吳國鋒沒結婚,沒後代,還是孝子孝孫,所以著一身素白,表示純潔無暇。13號上午,我們就在醫院為他舉行了告別儀式, 吳國鋒在京的同學和一些老師都參加了,大家圍著他轉了一圈,滿含熱淚,卻說不出啥子。同學們始終攙扶著我們,直至結束,我們把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地運來,爐子紅通通的,24小時沒歇過空。這兒早已接到上面的緊急通知,身份為學生的死人,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開後門把 吳國鋒送進去了。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機器。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抬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麼開單子!我已經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

骨灰盒也成緊銷貨,我們剛攏的時候,還有好幾十,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不同意。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我們爭執了幾分鐘,象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只覺得腦後一片嚷嚷:“這兒還有一個,那邊還缺一個!”

老威:這火葬場成鬧市了。

吳定富:我們耗了幾個鐘頭,領到骨灰,就趕快離開了。16號乘火車,18號就回到新津,在家裡搭起靈堂,親戚朋友都從四面八方趕來祭奠。不料剛滿3天,鎮政府就來人找到我,勸拆了靈堂;我拒絕,他就說:“這兩天,鄉下的泥腿子幹部要進城,聽上面傳達鄧小平對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鄉巴佬就一根筋,懂個雞巴,他們一見你的靈堂與中央精神起衝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會退,咋辦呢?”於是我遲疑了一下,答應拆了街面上的部分,但屋裡的主祭靈堂絕不拆,因為 吳國鋒的許多同學正在趕來。

又過了一段時間,靈堂沒了,但 吳國鋒的骨灰一直保存在家裡。原來我們想,六四不平反,亡靈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 吳國鋒的弟弟也死了,我們在萬念俱灰之中,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合葬在對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這麼年輕,怎麼死的?

吳定富:他的弟弟,我的么兒子,非常懂事。見有遠大抱負的哥哥沒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的重負,每天起早貪黑。原打算掙點錢,讓全家人過得寬裕點,精神的創傷也癒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積勞成疾,患上尿毒癥。這一下,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的積蓄都是杯水車薪;連丁老師和海外捐的幾千塊都搭進去了,毫無起色。

 吳國鋒是幾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吳的這一脈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壓的奶奶,得知孫兒噩耗就中風了,老年癡呆症接著來,吃喝拉撒全沒感覺。他的爺爺奶奶均於2002年去世。他爺爺本來身子骨硬朗,差9個月90大壽,還腰不弓,氣不喘,卻因最鍾愛的孫兒遇難,想不通——終於在老伴撒手塵寰後,兩次自殺。先拿刀片割動脈,淌了一灘血,被發現;後又故意從床上硬摔下來,斷了幾處骨頭,折騰半個多月,臨死還連叫:“國鋒!國鋒!我來繼續教你認字。”

2002這一年,吳家連辦三起喪事。目前,我的大女兒下崗,拖了兩個女娃,日子相當艱辛;么兒夭折,他的農村媳婦跑了,丟一個幾歲的孫女給我們養;而國鋒媽媽自十幾年前聞噩耗跌倒後,腦袋受創,留下頭疼的後遺症,引起視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簡單的家務活了。

老威:那家裡只剩你一個健康人了?

吳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嚴重吧?

吳定富:腎臟癌。

老威:什麼?!

吳定富:我么兒患上尿毒癥不久,我就發現腰部長出一個包,經常痛;可當時為了籌款救娃娃,顧不了許多。拖一年余,么兒死了,心空了,才發覺那個包已經長大了,足有兩公分。前年不得不動手術,把右邊的腎臟割丟了。

老威:腎臟癌有啥症狀?

吳定富:經常尿血,甚至尿不動,被堵塞了,身體整個垮掉。那次動手術,一打麻藥,我就不曉得了(宋秀玲插話——我一直守在旁邊,開完刀,醫生把切下來的腎遞給我看,形狀像豬腰子。不過豬腰子一劃開是光滑的,紋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爛了,裡頭亂七八糟)。

刀一開,馬上感覺輕鬆。現在我不能幹重活,只能慢慢養。貴重的藥吃不起,就一幅幅撿中藥;買了些便宜的幹靈芝,瓣碎了泡茶喝——這一次,把家裡最後一筆積蓄4000元錢花光了。我撩衣服給你老威看——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長。

 

5

吳定富:一般的事,我們都不敢給丁老師打電話,她太忙了,身體又不好。她一聽出是我們,不說也明白又需要幫助,太不好意思了。

老威:你們是怎樣和丁子霖老師聯繫上的?

 

吳定富: 吳國鋒死後,他媽媽買了一台收音機,專門收聽外台。有一天她說,國鋒學校裡有一位教授,叫丁子霖,也死了兒子,現在她出頭聯繫其他難屬,要一起為六四冤魂討個公道。

老威:還挺順利吧?

吳定富:當時雙方都沒有確切的通訊方式。過了好幾年,在有蔣培坤老師參加的一次朋友聚會上,他們才從一位新津籍的友人口中打聽到 吳國鋒的家屬。於是寫來一封投石問路的信,地址不詳細,名字也寫成了“吳正富”。幸而老天有眼,我有個熟人在郵電局工作,我還真得到了這個信——這叫“瞌睡遇枕頭”,再合適不過了。丁老師後來說,她找了我們整整8年。

老威:你們眼下的狀況丁老師知道嗎?

吳定富:我們眼下是太窮了,每月只有一兩百元病退的生活費,還要拉扯孫女,供她讀書——因為她是吳家最後的一點希望,算兩個兒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儘管如此,老威你也千萬莫去傳話,打擾丁老師。我們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殺16年,遲早會有個說法,哪怕我們等不著,也不能讓共產黨賴掉這筆血債,便宜了李鵬狗雜種。

 

補遺:

從吳家出來,已近傍晚,殘陽如血,染紅了半邊天際,猶如正在臨盆中的母親。我匆匆趕往車站,購票上車,天上的血色變紫了,接著,變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層薄灰的桌子上重播錄音,手邊有一份舊報紙,我下意識地邊聽邊拿過來看,卻見報上正在介紹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茲,一個匈牙利籍的猶太作家。

凱爾泰茲14歲就被納粹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來奇跡般生還,當過記者,當過兵。退伍後失業,就和妻子蝸居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僅25平方米的單間公寓內堅持寫作達35年;可時運不濟,他在美國等地出版的書銷量很少。小說《沒有命運》出版十年只銷售了3500本,而代表作《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更慘,在得諾獎前只售出1600本——以下是這部不朽之作的只鱗片爪——

“不!”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毫不猶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著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這一聲

“不!”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

“不!”也不是一個期望中的回答,表達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後來她也說,她從心底知道這聲“不!”來得多麼艱難,儘管我的內心苦苦掙扎想使它成為一聲“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麼,可是那個

“不!”是那樣一個

“不!”不是那種猶太人似的“不!”,那個“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對這個字的確像我對這個字本性的不確定一樣,這個

“不!”只是一個

“不!”我說。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像一次失望透頂的談話是什麼後果。讓我們想像一下,這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這個孩子聽說了什麼而尖叫:“我不想當猶太人!”……猶太人意味著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也意味著猶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個人的父親,註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聲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這個孩提時代的經歷,應該發生在這個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開始對我的妻講述我的孩提時代的時候了……

我從這段文字推斷,凱爾泰茲沒有孩子;在這次墮胎之後,他再也不會要孩子。他拿起了筆,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他喊了一連串的“不!”聲淚俱下,因為猶太人一生下來就沒有安全感,甚至沒有祖國。凱爾泰茲永遠記得,一個14歲的少年,被關入集中營等死,卻突然得到一杯熱牛奶,他捨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裡,小口小口地吮。雖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層黑灰,這黑灰就是焚屍爐落下來的,但他忽略了這一切,全神貫注地吮吸——這是一種怎樣的幸福啊,那種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後想把它寫出來……

我的眼眶濕潤了,而答錄機裡,失去孩子的父親正在講述這個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顫動著情不自禁的笑。後來,這個叫 吳國鋒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再後來,他被殺死在異鄉街頭,父母的夢想又成死灰。絕望,絕望無盡頭,如果把 吳國鋒的父親換成凱爾泰茲,孩子就不會生下來,免得在21年後夭亡。

再如果,把凱爾泰茲文字中的“猶太人”換成“中國人”,我們也不該生下來,免得一思想就犯罪,連累親人。可我們生下來了,和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一樣,繁衍著,恥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頭。

“不!不!”

可在“不!”過之後,我又陽奉陰違地說“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獄大半年後,我的孩子出生了——這是不情願的,本來我不想要這個孩子——眼下她已15歲,可我與她在一起的總時間不超過三個月。

“不!”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的命運是什麼,天啊,我不願再聽到苟延殘喘的父母追憶遇難孩子的幸福童年,笑聲和淚水我都不願再聽到。天啊,不!

我關掉了答錄機。但是

不——我還會打開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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