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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一九八九年“高自聯”成立的前前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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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高自聯”成立的前前後後 :

1989年4月23日

 

劉剛:一九八九年“高自聯”成立的前前後後

由六月四日起,中共戒嚴部隊迅速逮捕北京高自聯和工自聯等 的民運人士,並冠以「反革命」和「暴徒」之名起訢入獄!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京高校學生以哀悼紀念 胡耀邦逝世為契機,發起了全國範圍的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運動持續長達兩個月,直至中共政權動用機槍坦克進行血腥的暴力鎮壓。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國被鎮壓了,但當年六四吹響的埋葬共產主義極權體制重建民主自由的號角,卻立即響遍了全世界。六四後不久,柏林牆倒塌,前蘇聯解體,齊奧塞斯庫被槍斃,前東歐共產主義專制國家全面土崩瓦解。我相信,中國的六四事件與東歐共產主義專制的崩潰不僅僅是前後接連發生的事件,而且是有必然聯繫的因果事件。可以說,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敲響共產主義的喪鐘,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也改變了世界民主運動的進程。

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起核心作用的組織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或“北高聯”。中共政權在六四鎮壓後,首次在全國範圍內公開發布通輯令,所通輯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幾乎全部是高自聯成員。足可見該組織在那次民主運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高自聯在其成立成長過程中傾注了許多人的心血,更有大批成員遭到中共政權的長期關押和迫害。應子華為編撰《浴火重生》一書的屢次催促,我草寫本文簡單地回憶高自聯成立的前前後後。

自四月十五日 胡耀邦逝世北京發生遊行以後,我幾乎每天都到天安門廣場,密切觀察運動的走向。更主要的是要發現在運動期間成長起來的學運骨幹和領袖。至四月二十二日 胡耀邦追悼會那一天,已有許多學生骨幹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其中包括北師大的 吾爾開希,政法大學的浦志強、 周勇軍,北大的張志勇、郭海峰。

我是在四月十九日夜裡中南海門前的示威人群中初識 吾爾開希的。那時的遊行隊伍中還鮮有人敢於站出來演講或帶頭呼喊囗號示威,大多數人都是站在後面看熱鬧。可那天在中南海門前 吾爾開希就勇敢地站了出來。圍繞在他周圍的那些護衛中南海的武警和便衣要遠遠多於真心支持他的學生。不時見到有身份不明的人頻繁地找 吾爾開希談話,或是威脅或是懇請他立即回學校。我相信,那天的 吾爾開希是絕對有膽有識的。我在那天午夜就找到了 吾爾開希,並同他交換了聯繫辦法。

四月二十二日, 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內召開,北京各高校學生數萬人齊聚天安門廣場進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此期間,有三名學生代表在大會堂台階上下跪請願,我隨後了解到他們是政法大學的 周勇軍,北大的張志勇和郭海峰。同時,在示威隊伍中,有一示威組織者因對學生下跪不滿,竟以頭擊石,血流如注。此人當日頭纏繃帶,手持喇叭,嗓門如鐘,人高馬大。我認定他具有作領袖的潛質,隨後便了解到他是政法大學的浦志強。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每時每刻都在尋找這樣的民運骨幹人才。但所發現之人大多集中在北大,例如 王丹、邵江、熊焱等。而今在幾天之內就一下冒出這許多傑出人才,我當時就想到一定要盡快將這些人都組織聯合起來,這樣才能將這場運動引向深入和成功。於是,我在四月二十三日,就逐個去聯繫上面提到的幾個人,及其它學校的學生骨幹。當天中午我到了 吾爾開希在北師大的宿舍,向他簡單介紹了我的盡快成立學生組織的想法。 吾爾開希立即表示贊同。我們約定當晚七點先到圓明園南門外集合,然後再到我在那附近的宿舍召開會議。我建議他先作些準備,並由他主持當晚的會議。隨後,我們倆分頭去聯繫我們各自熟悉的各校骨幹。

同 吾爾開希分手後,我立即去了北大。我先找到 王丹。當時 王丹的宿舍裡正有十多名學運骨幹在開會,還有幾個港台記者正在採訪 王丹。我同 王丹簡單介紹了關於成立聯合學生組織的事,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參加。 王丹立即提出他參加的條件是北大能夠擁有絕對多數的常委名額,比如說,如果總共有七個常委名額,北大至少佔四名。我只是告訴他一切應通過民主程序決定,北大應成為遵守民主程序的模範,而不能到處搞大校沙文主義。見一時難以說服 王丹,我便告別 王丹,去找我熟悉的其他人。我未能找到郭海峰和張志勇,因為時間緊,我便委託我在北大的同學和好友黃海新去通知這些人當晚七點去我住處開會。另外,我也委託黃海新及其他人去通知清華及中科院的同學。

接着我又去了人大,但也沒有找到我熟悉的人。我試圖找到王將,他曾經在八七年學潮時同我一起被抓過。沒找到王將,我就在他宿舍門外找了幾個學生,希望他們能幫我通知他們學校的學運骨幹於當晚去圓明園開會。

在中國政法大學,我先找到龔自忠。龔自忠是我主辦北大民主沙龍時的主講者之一。我讓龔自忠幫我聯繫浦志強和 周勇軍。很遺憾我當時沒有找到他們,但他們宿舍的同學答應我一定通知他們。我找到了王治新,同王治新談得很多。我感到王治新是個可以信賴的人。

我隨後去找陳小平,我當時並不認為陳小平能出面參與我成立的學生組織,但我希望能聽取一下他的建議並希望他能推薦些人才。在陳小平的住處,我不曾找到陳小平,卻碰巧遇到了 吳仁華。我知道,那會兒 吳仁華也是政法大學民運的幕後“高參”之一。我同 吳仁華談了成立跨校聯合組織的計劃,希望他能前往助威。 吳仁華卻認為他作為教師不便介入學生組織。我建議他以顧問身份參加會議,很遺憾,他最終還是沒去。如果他去了,再假如他當時更果敢一些,我那天晚上就會把他推到高自聯主席的位置上了。那麼憑 吳仁華的膽識和能力,我們一定會將高自聯組建得更成功、更成熟、更穩健,會少犯許多錯誤。

我吃過晚飯,就匆匆地趕往圓明園南門外。繼在北大開闢了每週三的“民主沙龍”後,我又在圓明園南門外每週五舉辦一次叫作“淵嗚園”的聚會,寄希望於那裡會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海德公園。北京的公安們對我們“淵嗚園”聚會也是格外關照,有幾次他們派來的坐在門裡的便衣人數比我們在外面參加會的人還多。

當我趕到圓明園時,有一些學校的代表已經提前到了。我立即將先到的人領到我位於馬路對面的宿舍。我當時除了在陳子明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供職,還同時在中科大研究生院的軟科學研究所及國家教委屬下的北京高聯材料公司兼職。特別由於我發現那一段時間不斷有公安便衣跟踪我,為了不給子明的研究所帶來不必要的政治麻煩,也為了能更方便地主辦北大“民主沙龍”及“淵嗚園”沙龍,我索性從子明位於雙泉堡的研究所宿舍搬出來,住到了在圓明園附近的北京高聯材料公司。北京高聯材料公司在那裡有一個獨立小院,一排小平房,我住其中一個房間,此外還有會議室和幾間辦公室。我就將各校代表領到了會議室。我安排了兩名學生代表看守住小院的大鐵門,每個出入的人一律檢查學生證。當時有幾個人自稱是記者,被我拒之門外。其中有一位聲稱是《世界經濟導報》張偉國的同事,希望能放行,但我要求兩位糾察嚴格把門,不准放進任何不是我們通知的人。

陸陸續續的又來了幾批人,總共來了大約六七十人罷。到七點鐘,我讓鎖上大門,任何人不得出入。我們在會議室準時開會。我讓與會的每個人登記,當時的那份登記名單很僥倖地被清華大學的宋立峰保存了下來,在十多年後又歸還給我。如果當時就落入員警手裡,相信會有更多的與會者被逮捕入獄。比如說我的同學黃海新及北大的張志勇等人就參加了那次會,但除了我,並沒有別人認識他們,所以他們也一直未被逮捕。

七點鐘剛過,我宣布開會,要求大家安靜下來。這時坐在沙發上的清華研究生大聲質問:“喂喂,誰能說一下今天的會是怎麼回事?”我後來才知道那人叫宋立峰。“我來簡單說一下”,我接過宋立峰的話,“我叫劉剛。我想大家大多都知道我,為了節省時間,我也就不更多地自我介紹了。”我實在是不好作太詳細的自我介紹,我擔心那會把很多人嚇跑。“這裡是我住的地方,我保證大家在這裡開會安全。”我繼續講,“我們北京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已持續了一個星期。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我們有必要聯繫各個學校的骨幹,盡快成立我們的跨校聯合組織,使得我們在運動期間能夠協調運作,統一綱領,統一行動。這就是召集大家來的目的,也是我們今天會議的主題。我就講這麼多。下面我推薦由北師大的 吾爾開希來主持會議。”大家隨即都把目光移向了 吾爾開希。 吾爾開希正與他的北師大校友們嘀嘀咕咕地討論着什麼,聽我說由他來主持會議,立即展開手裡的紙片講道:“我們要開短會。今天的會要進行這樣幾個程式,1、討論通過組織名稱,2、討論通過組織章程,3、選舉組織領導機構。大家對這幾項會議程式有意見嗎?”他環顧周圍,沒有人發表不同意見。“那麼我們進行會議第一項,討論通過組織名稱。我建議的名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臨時聯合會’,我們學生組織要純學生化,防止社會其他階層介入和利用學生運動。”

我一聽 吾爾開希建議的這名,就感到不夠響亮。對於他的純淨學生組織的觀點,我更感到是過於單純和幼稚。“我提議叫‘團結青年聯合會’。我認為學生運動的作用就是要像滾雪球一樣將社會各階層捲入到民主運動中來。我們的長遠目標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自治。”

“好,我們現在有兩個候選名字”, 吾爾開希講,“還有其他建議嗎?如果有,我們現在只提名字,不允許作任何解釋。”稍等了片刻,沒有人建議其他的名稱。“那麼,我們就這兩個名字進行舉手表決。”表決的結果是 吾爾開希提出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臨時聯合會”獲得了過半數通過。

通過了組織名稱, 吾爾開希又念了一下他預先準備的章程草案。大部分內容都類似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例如組織原則是實行民主集中製,少數服從多數,等等。我還記得有一項叫作囗號是:民主、自由、人權。後來政法大學的同學提議增加一條法制。

 吾爾開希宣布的組織領導結構是由五名常委組成,實行主席負責制,主席由選舉產生。對此,我提出幾點修正意見:第一是常委應實行單位常委製,即選出幾所大學作為常任理事學校。第二是主席由常委學校輪流擔任,任期一周,不設個人主席;每個學校派到高自聯的代表最好頻繁輪換;代表的責任是將各個學校高自聯分會的決定和動議轉達給高自聯,並代表其學校參與高自聯的會議和表決,以及將高自聯的決定傳達到本校。我的這些提議都是為了分散個人在政治運動中的風險,也是為了防止中共當局採取擒賊先擒王各個擊破的戰術。這些意見都被大家一致接受。

然後進行常委選舉,先是選舉了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政法大學作為常委學校。又有人(大概是石翁和 馬少方)提出中央民族學院作為少數民族院校代表、北京電影學院作為京郊八大藝術類院校代表進入常委會。也都被大家接受。

最後進行主席選舉。那天參加會議的大多是大學本科生,那時年齡稍大些的都深知共產黨整人的厲害,大多不敢公開介入這種有組織的反抗運動。那天參加會議的人中我感覺黃海新和浦志強是比較穩健成熟的。我知道黃海新不會冒這個頭。所以在討論章程時,我在私下裡力勸浦志強出面代表政法大學競選。但浦志強真心實意地認為他本人經驗和能力都不足,不足以勝任主席一職。我轉而求其次,讓政法大學出席會議的六七人中推舉一位候選人來。最後他們推舉出 周勇軍

在推舉候選人時,北師大推舉 吾爾開希,我推薦政法大學的 周勇軍。我強調說我們在目前所選出的領導者要盡可能通曉法律,以便領導我們進行有理有力的合法鬥爭。兩位候選人都作了簡短而又非常精彩的競選演說。最後舉手表決結果是 周勇軍以微弱多數勝出。

其實,按照我當時的建議,由誰擔任主席並不重要。同時,我也很敬佩 吾爾開希的膽識。但我更希望由 吾爾開希以外的其他人當選,這樣就可以利用高自聯主席職位培養造就更多的學生領袖。而對 吾爾開希來說,他早已是過了河的卒子,是只能進不能退的了,不論他是不是當選主席,他都是公認的學生領袖了。而且我有一點擔心,他一旦當選主席,一週後可能不會實行自動輪換。

選完主席後,我提議,自次日起,高自聯在政法大學全日辦公,各高校派代表到政法大學常駐高自聯;四月二十四日在政法大學舉辦高自聯成立新聞發布會。同時我提議政法大學由 周勇軍、王治新着手準備為我們的高自聯履行申請註冊登記手續。

最後,我提出由我聯繫法律界精英進一步完善章程草案,並聯繫其他各界人士組成顧問委員會和後援會,藉此發動學生以外的其他團體的支持。 吾爾開希還是堅決反對與非學生組織或個人合作,但同意由我去進一步修改章程。會議結束時大約是夜裡十一點左右。

四月二十三日夜裡及二十四日上午,我帶着那份章程草案,分別諮詢了 方勵之、陳子明、許良英、于浩成。記得 方勵之將“民主集中製”改成了“民主制”,許良英將“反對暴力”改成了“非暴力”,于浩成改了兩個錯別字,陳子明就只說了一句:如果需要資金就儘管說話。我那時不忍心牽連到子明,擔心自己萬一被抓進去,會把子明提供活動經費的事給供出來,所以就一分錢都沒跟子明要。但我在那一天掏出了自己的兩千元存款,為高自聯買了第一台油印機和擴音機等設備。後來還了解到,于浩成為我們修改了兩個錯別字,竟被共產黨關押審訊了兩百多天。但那實在是不怪我,我在監獄中不曾供出他半個字。怪只怪他家住公安部部長樓,我出入時的登記都直接落到公安部手中了。

高自聯成立後幾乎每天都召開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更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四•二七大遊行、五四大遊行,並在隨後的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關於高自聯的其他有關活動,待以後有時間再慢慢交待罷。

(2011/04/22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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