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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郭羅基:適時升起的啟明星——悼念方勵之

郭羅基:適時升起的啟明星——悼念方勵之 :

2012年4月18日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來電話,說“ 方勵之去世了”。我“啊”的一聲,隨即追問:“什麼時候?”“什麼毛病?”友人說:“急於向你報信,還沒來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給李淑嫻打電話,不通。上網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 方勵之正準備去上課,咳嗽一聲,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沒有站起來。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離奇了!

勵之給人的印象,臉色紅潤,嗓音洪亮,身體健壯。“六四”以後,中國政府的通緝名單上,描繪 方勵之的特徵是“走路抬頭挺胸,步伐較快”。十足是一副氣宇軒昂的樣子。上帝的召喚,點錯名了吧?

苦了李淑嫻。前幾年,他們家老二方哲因車禍不幸身亡。淑嫻接連失去兩位親人,可以想見,痛何如之!我給她發了一個郵件,悼念勵之。我還說:“你們家老二出事後,勵之在回我的郵件中說:‘請相信,我們是堅強的。’現在輪到你一個人再說一遍了。”她表示,她一定要像勵之那樣堅強,不管多麼艱難。願淑嫻節哀,漸漸走出悲傷的幽谷,平靜地面對現實。

五行山下壓不住

 方勵之的音容笑貌在我腦海裡翻滾,數日不得安寧。

我和 方勵之是北大五十年代的校友。我雖然比他年長四歲,由於上大學比較晚,我讀歷史系一年級的時候,他已是物理系四年級。他在學生時代就有點名氣,名氣來自他的獨立特行的風格。北大在辦公樓禮堂召開團員代表大會。主持會議的是團委書記胡啟立。歷來,通過報告的時候,主持人問:“大家有沒有意見?”總是沒有意見,照例一致通過。這次,卻有一個人從老遠的地方咚咚咚地跑上主席臺,全場向他行注目禮。他提了一通意見之後,會議冷場。大家都在打聽,這個人是誰?他就是物理系的 方勵之

像他這樣另類的人,一九五七年是很難過關的。他的同伴李淑嫻、倪皖蓀在北大被打成右派。 方勵之是“同案犯”,所幸此時他已離開反右風暴的中心北大,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雖然沒有戴上右派帽子,還是被開除黨籍,經批判後下放到河北贊皇縣勞動改造。在輿論中,他是“有問題的人”,這就成了無形的帽子。右派還可以摘帽,無形的帽子卻是摘不了的帽子。

六、七十年代,我們兩家都住在北大朗潤園10公寓,是鄰居。我見到他的時候,老是心事重重,滿懷愁緒。直到八十年代,我已被貶到南京,他到處演講,造成轟動效應。我為他叫好,對人說,壓在五行山下的 方勵之終於沖出來了,這才是他的本色。

沖天一鳴天下聞

八十年代, 方勵之作為一位啟蒙思想家,登上歷史舞臺。他的出現,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席捲中國。一九八〇年,波蘭發生了團結工會事件。鄧小平認為,團結工會的背後是一批自由化的知識份子。這一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提反自由化,形勢逆轉。一九八一年以後,進入反自由化的週期,打出強權探照燈,搜索自由化分子。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被 胡耀邦稱之為“闖將”的一批人物,紛紛中箭落馬,調動工作、撤銷職務、開除黨籍、發配外地等等不一而足。

“江山代有才人出”。正當鄧小平對文藝界、理論界施行高壓之際,不料科學界冒出一個 方勵之。 方勵之獨力抗拒反自由化,發出自由的呐喊。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互相拉鋸,魔高道高,不斷攀升,終於爆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 方勵之是天安門一代的啟蒙導師。他的歷史作用在於:接過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炬,點燃民主運動的聖火。

思想解放運動的“闖將”是一批人,而 方勵之是一個人。思想解放的一批人被剝奪了發言權,能夠發言的 方勵之頂替了一批人。他是孤獨的,需要更大的勇氣;正因為如此,他一個人的聲音涵蓋了一個時代。一九八七年, 胡耀邦下臺後, 方勵之也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有關方面將他的言論編成《 方勵之謬論彙編》,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小冊子發下去以後,人們爭相傳閱,將反面教材正面讀,反而擴大了他的影響。有關方面發覺後要求全部收回,誰知收不回來了,部分小冊子已被有心人珍藏。

 方勵之發出的最強音是民主的呼喊。他有一句名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這句話改變了中國人關於民主的觀念。人們常說“發揚民主”,以為民主是從上面發揚下來的。這是祈求開明專制下的仁政,不是實行近代意義上的主權在民的民主。 方勵之任科大副校長時提出,大學生應培養“科學、民主、獨立、創造”的精神。《人民日報》上“民主辦學在科大”的欄目不斷連載。一時之間,科技大學又成為民主大學,氣象萬千。

當時 方勵之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東風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激勵人們去爭取民主。直接受他影響的科大學生,成為全國學潮的帶頭羊。

 方勵之將民主引向人權,這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所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新啟蒙》創刊發佈會上,他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人權是民主的核心問題”。遺憾的是,這一點並沒有為天安門一代的年輕人所理解,他們把自己的事業叫做“愛國民主運動”。不僅是他們,從遙遠的“五四”以來,中國人往往將民主附麗于愛國,以愛國為最高範疇。人本身是人的最高價值,因而人的一切活動應以人權為最高範疇。民主和愛國是沒有必然聯繫的,當權者還可以用愛國來壓制民主。真正的民主是通向人權,不是通向愛國。以愛國民主運動求民主,是思想上的迷誤,也是民主不得實現的癥結。今後,中國的有志之士應當發起的是人權民主運動。

歷史上的角色定位

 方勵之首先是科學家。他所受的科學訓練,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他的徹底性在於,運用獨立思考,特別是宇宙大尺度的眼光,來觀察社會、觀察人生。 方勵之是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家。科學家並非都有科學精神。對於有些人來說,科學只是謀生的手段,不是人生的態度。一九五八年,有的科學家揣摩上意、迎合風向,為糧食畝產幾萬斤、幾十萬斤作論證,就是沒有科學精神的表現。 方勵之繼承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的傳統,不為偏見所束縛,不為權勢所屈服,一貫堅持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是相通的。追求科學真理和謀取人民利益也是一致的。 方勵之又是“五四”啟蒙先驅的傳人,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在八十年代進行新的思想啟蒙。

中國從來不缺起義首領、造反好漢、革命英雄、政治領袖,缺的是伏爾泰、狄德羅式的啟蒙思想家。 方勵之以科學家的身份進行思想啟蒙,這就是他在歷史上的角色定位。每個人都有權選擇和確定自己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必服從別人的意志。對人物的評價,應當符合他本人的角色定位。許多好意的頌揚和惡意的攻擊,大多不符合 方勵之的角色定位。

一九八九年前,他鼓吹自由和民主,起了動員的作用。有人就稱他為“民運領袖”、什麼“領導人”、什麼“領軍人物”等等。中國官方又稱他為製造動亂的“黑手”、“後臺”等等。這些,都是強加於人的角色錯亂。

不符合角色定位的苛求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 方勵之每天都到北京天文臺去上班,指導研究生,還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他忙於自己的事情,根本沒有時間“插手”運動。他對民主運動是支持的,但長期佔領天安門廣場,無休止地絕食,以至有的學生領袖聲言“期待流血”,都不符合他的理念。他在中國科技大學就曾勸阻學生上街。“六四”鄧小平大開殺戒,鎮壓民主運動,並以 方勵之為首惡。這是毛澤東、鄧小平處理群眾鬧事的一貫格式,鎖定和嚴懲一兩個“黑手”、“後臺”,以嚇退和驅散眾人。 方勵之當然不能對這場並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理念、實際上也沒有“插手”的運動負責;更沒有必要為此結束生命。所以他和李淑嫻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一年後,經中美兩國談判,離開中國,轉道英國到達美國。二〇〇五年,我們相聚在普林斯頓的林培瑞家。林是陪同方、李進入大使館的。事後憶當年,方說:“當時不知道鄧小平殺人的勁頭究竟會瘋狂到什麼程度,真以為有掉腦袋的危險。要說怕死,也可以,……。”我就說:“應當詛咒的不是怕死,而是為什麼要叫人去死?不怕死又怎麼樣?問題是,當時是否值得你去死。”有人批評 方勵之,為什麼不能像葉利欽那樣,登上坦克,振臂一呼?為什麼不能像譚嗣同那樣,為變法殺身成仁?從主觀願望和客觀條件來說, 方勵之都不可能扮演葉利欽、譚嗣同的角色。這不是 方勵之的過錯,而是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的苛求。

還有人批評 方勵之躲進美國大使館是喪失民族氣節。按國際慣例,因逃離政治迫害、保護生命而尋求避難是合乎正義的。人類正義高於民族原則,無可責備。在中國,也有先例。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在外國使館的幫助下,逃出中國。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後,被段祺瑞政府通緝的李大釗,躲進了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一九四六年,李公朴、聞一多遭暗殺後,民主人士楚圖南、潘光旦、費孝通躲進了美國駐昆明領事館。所以這種批評至少是不瞭解歷史。

角色的轉換

 方勵之是在一定條件下升起的啟明星,條件變化了,啟明星也將隱退。啟明星不是“不落的紅太陽”。在美國, 方勵之的角色轉換了。有人批評他,為什麼淡出民運?為什麼不站出來統合海外各種異議勢力?不是淡出,而是本來就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他不能按照別人的意志強迫自己成為政治活動家。還有人問他,為什麼他不能以自己的號召力把在北美的各個政黨統一起來,像 孫 中山一樣,組織一個類似當年國民黨的海外反對黨?方先生本人應該是當然的領袖。他說,當年孫中山 的做法,按照現代社會的標準,實際上是恐怖主義活動,包括暗殺、政變、暴動等。方先生希望中國走非暴力的道路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溫哥華吳偉)

 方勵之原來的角色也難以為繼了。自由的西方不需要他來啟蒙,而專制的中國雖然需要啟蒙,但它築起了“防火牆”,海外人士又無法進行啟蒙。 方勵之恪守本分,成為獨立知識份子。科學上,任何命題都有邊界條件,越過邊界條件,真理就變為謬誤。歷史上,角色定位,怎樣做人也是有邊界條件的;在邊界條件以內發揮的正面作用,越過邊界條件,可能會成為負面作用。 方勵之的科學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嚴格執行做人的邊界條件,做應該做、也能夠做的事情。不像有些人不知自己做人的邊界條件,奢望成為“中國的瓦文薩”、“中國的曼德拉”、“中國的哈威爾”,結果不但毀了自己,也阻擋了真正的“中國的瓦文薩”、“中國的曼德拉”、“中國的哈威爾”的出現。我有時就某些重大事件約他寫評論文章。他說,我理論上不行,這種文章寫不好。他寫的散文,夾敘夾議,相當精彩。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什麼行、什麼不行。

在美國流亡的二十多年間,他傾力于心愛的科學事業,屢有所獲。但也不是鑽進象牙之塔。他一貫支持 天安門母親的訴求和國內的維權運動。十多年間, 方勵之是“中國人權”組織的理事,還曾擔任共同主席。“中國人權”是於一九八九年由一批懷有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的人在紐約創立的。第一年籌得的經費不足5000美元,參與者都是沒有報酬的義工。後來事業發展了,年收入400萬美元。物質上脫貧,精神上墮落。主要工作人員領取高薪,義工也不來了。更為嚴重的是財務混亂、行為違規、人權理念異化。從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五年,經過一年的內部鬥爭,事實證明無法挽救, 方勵之先是辭去共同主席職務,又帶頭與其他十一人一起辭去理事職務。辭職是蔡元培常用的鬥爭手段,不能改變現實,至少也不與之同流合污。有人認為,不應辭職,有問題在內部解決,一致對外,反對共產黨。共產黨的思維方法是首先劃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只要是延安,一切皆好,不好也是好;只要是西安,一切皆不好,好也是不好。海外流亡人士中也有類似的思維方法,只要反對共產黨,就能掩蓋一切。 方勵之不論扮演什麼角色,他為人的原則是前後一致的。他反對共產黨的腐敗,也反對與共產黨對立的人的腐敗。

勵之,你走得真不是時候。現在,中國的上空彤雲密佈,暴風雨就要來臨,終將沖刷潑在你身上的污水。你等不到這一天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到美國不久,與先期到達的 劉賓雁、 方勵之、王若望相聚於華盛頓,留下了合影。照片上的四個自由化分子,走了三個,剩我一個,煢煢孓立,黯然神傷。天公青睞,我必長壽。總有一天,我將代表你們,跑到天安門前大喊一聲:“自由化分子回來了!”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於美國奧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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