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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4日:與父母相守的靈堂(尤維潔 吳麗虹)

與父母相守的靈堂(尤維潔 吳麗虹) :

2014年4月24日

 
 
 
我和吳麗虹看望了肖宗友夫婦後,決定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住在成都郊區新津縣五津鎮上的 吳國鋒的父母吳定富夫婦。
 
 吳國鋒,男,系中國人民大學86級工業經濟系學生,1989年6月3日夜,攜照相機騎自行車離校,遇難時後腦中彈,倒地後,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長的刀口,雙手手心留有明顯刀痕。當時由一位老人送郵電醫院,吳向老人說完他所在的學校就死了。
 
從成都市區開車到新津縣路程的確不算太近,自己開車去到新津五津鎮還開了一個多小時。我們來到了吳定富家,這是吳家90年代末原住房拆遷後,重新購置的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家中陳設簡約,但被女主人收拾得非常乾淨 。
 
一進門,見牆上掛著他們的兒子 吳國鋒的照片,這一個小小的靈堂是父母與兒子心靈溝通的地方,二十多年來一直陪伴著他們夫婦倆。
 
 
吳定富今年70歲,是新津縣一個混凝土廠的退休工人。老伴宋秀玲67歲,無正式工作,曾在自家門口開一個小店,原住房拆遷後,小店也就不存在了。夫婦倆有三個孩子。老大是女兒,家住武漢,女兒的孩子已經有了個4歲的女兒,也就是他們已經是四世同堂了。下面是兩個兒子, 吳國鋒是老二,最小的兒子叫吳國賓。吳國賓因患尿毒癥醫治無效,於2001年7月去世,妻子改嫁,與他們沒有來往,留下一個女兒,目前和他們夫婦倆共同生活,現在讀中學。
 
“我們這次來,是受北京的難屬的委託,到這兒來看望你們。現在,我們面對面的,你們就談談當年 吳國鋒的情況吧。”
 
“我知道 吳國鋒是人大經濟系的,當年,他多大?是大幾的學生?”
 
“他是工業經濟系的,他當年21歲,應該是差一個月滿21歲,他是7月3號出生的,是大三的學生。”吳定富說道。
 
“我也看了丁老師在《六四訪談錄》中寫的有關 吳國鋒的情況,他是被子彈打在頭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死的,是吧。”
 
“是的,子彈打在他的頭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
 
 
“當時,看了以後我很氣憤,覺得用子彈打完了還要用刺刀捅,這是什麼樣的狠心才能夠下得去手。當年,我在北京的同仁醫院,我的丈夫死在那裡。送信的人也曾經告訴我,有一個煤炭部的人也是被刺刀捅到後心而死,他送到醫院時還活著,他只說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就死了。這個人我們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他的情況我們不知道。我最不能容忍是用刺刀去捅人,太殘忍了!所以,對 吳國鋒的事情,我一直很難受,今天,我們到這兒來,面對面,你們談談 吳國鋒當年參加六四的情況以及你們知道後是怎麼做的。”
 
“1989年4月, 吳國鋒給我們寫過一封很長的信,信中談到 胡耀邦去世,同學們如何悼念 胡耀邦,他也參加了悼念 胡耀邦的活動,寫過一些悼念 胡耀邦的詩詞,信中寫了很多有關學運的情況。我接到他的信後,站在家長的角度回信給他,讓他不要參加這樣的政治運動,不要太相信共產黨。你對共產黨根本不瞭解,我生活了幾十年,看到共產黨對不同意見的人整起來所採取的手段極其殘酷。參加了有可能會遭到更大的打擊,甚至滅亡。”
 
“您寫這封信是出於對孩子的愛心。”
 
“出於愛心,我的兒子考入人大,對於我們小小的新津縣來說,是四十年來第一個。”
 
“他一定學習很努力吧?也很聰明。”
 
 
“他不努力,很聰明。學習起來可以說是過目不忘。他看過一段就知道了。”
 
“那時候,我就和他講,最好不要參與這件事,倒數多年,政治運動很多人都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衝擊,在我們心中留下了陰影,我們對政治運動越來越沒有興趣。”
 
“你們在文化大革命受到過衝擊?”
 
“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兩派武鬥,小時候我也參加兒童團鬥過地主,從五十年代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他媽媽的舅舅是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教授,是一個民盟黨員,反右時定為右派,雖然定得不重,兩三年後就放出來了,那他的家庭也受到了影響。因此,我們心中留有陰影,害怕自己的孩子不知輕重,會出事。”
 
信寄走後, 吳國鋒未回信,他們夫婦倆心裡明白,自己的兒子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他們只能在家裡關注著北京學運的事態發展,心懸著兒子……
 
“當年,北京的各大院校的學生都走上街頭,在那種大環境下,他身在其中不可能不參與。”
 
“不可能不參與,他媽媽說年輕人你不讓他參與怎麼可能?你也管不了他,讓他去鍛煉鍛煉也行。”
 
“出事時學校通知的?”
 
“不是學校通知的,是學校的經委部長通過經濟委的專線通知省經委、省經委通知縣經委、縣經委通知到我們鎮政府,鎮政府再通知到我們。”
 
“隔了一天,我們買了票到北京去。學校安排一位張姓黨支部副書記和一些同學來接的我們,把我們安排在招待所裡。當天到的比較晚,學校沒有找我們談,安排我們休息。第二天,學校才和我們談 吳國鋒的事情。學校和我們談 吳國鋒出事的情況。頭天晚上,班主任與系主任,系黨支部副書記到學生寢室內和同學們說:你們不要出去,部隊已經開槍要鎮壓了,哪怕你們在宿舍裡學著打麻將都可以。班主任他們剛離開, 吳國鋒就背著照相機推著一輛自行車離開學校了,說是要到現場親自去看看。有一個叫李學東的同學,父母是科學院的,我們在學校時他一直陪著我們,他和我們說了很多有關 吳國鋒的情況,他告訴我們, 吳國鋒從學潮開始就參加遊行,在天安門廣場絕食5天,拍了很多照片,照片被沒收了。”
 
 
“學校問我們有什麼要求,當時,我就和學校提了兩點:一個是我自己出錢,想把孩子的遺體運回四川,因為,家裡還有 吳國鋒的姨、奶奶、娘娘等沒有見到他,想讓他們見他最後一面。學校答覆不行,中央有命令,所有死者必須就地火化。第二個要求是:要為 吳國鋒全身清洗乾淨,他是乾淨來要乾淨走,按照我們老家的習俗,未結婚的人去世,他就是孝子獻身,要穿白衣、白褲、戴白帽。學校答應了這一點要求。”
 
 
在郵電醫院,看到兒子渾身是血,凝固的血漿裹住了整個頭部,身上也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眼睛睜著,仿佛在用他不閉的目光,發出他生命的最後抗議!夫婦倆心如刀割,悲痛欲絕。醫院用酒精將 吳國鋒的遺體擦洗乾淨,按照吳定富的要求,給 吳國鋒換上白衣、白褲、白帽,在醫院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告別儀式,送到八寶山火葬場火化。
 
 
學校本不想讓吳定富夫婦去八寶山火葬場,怕他們難過,但是,吳定富夫婦倆堅持要去:要親自送自己的兒子最後一程;要親眼看著自己的兒子火化;要親手將自己的兒子的骨灰帶回。火化後,下午拿到骨灰,在北京逗留了一天,返回四川。.
 
“我們在學校停留時,有幾個同學一直陪著我們,和我們講學潮的情況,講 吳國鋒是學校學生會籌委會成員之一,說 吳國鋒在參加完絕食以後,讓他去檢查身體,他不去,照樣回去上課。”
 
“籌委會是指學運期間嗎?”
 
“是悼念 胡耀邦成立的學生會籌委會,別的學校是成立高自聯,他們是成立籌委會。”
 
“ 吳國鋒在絕食5天后,那時候,學校裡基本上開始解散了,他給我們發了一封電報,準備騎自行車回家,沿途看看,讓我們寄二百元錢就可以了。我是5月31號接到的電報,我們隨即寄去二百元錢,但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這筆錢他沒有收到,直到我們要離開北京時,這筆錢才到學校。錢寄走了,當時,所有的通信全部隔斷,我們也沒有辦法和他聯繫。”
 
“他打死的地點在什麼地方?”
 
“出事地點應該在西單附近,那個地方離郵電醫院最近。1997年還是1998年,我見過丁老師一次,丁老師到成都來,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打車到李家渡那個地方見的面。還見過人大謝韜副校長,他是成都人,丁老師讓謝副校長給我帶了一份資料來,現在已經去世了。這就是 吳國鋒出事的前前後後。”
 
 吳國鋒推著自行車隻身一人離開學校後,當他行至西長安街西單附近時,遭遇由西開往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 吳國鋒在拍照時被一顆子彈打中後腦,倒地後,他沒有死,戒嚴部隊的士兵上來搶他手中的照相機,他不肯給,在爭搶過程中,被戒嚴部隊的士兵用刺刀向下腹部捅了一刀,有一2寸長刀口。他雙手握在刀口處,雙手手心留有明顯的刀痕,可以想見,他是用他生命最後的力量握住了刺向他的刺刀。之後由一位老人把他送到郵電醫院, 吳國鋒向老人說完他所在的學校就死了。 吳國鋒身上有一塊手錶及學生證,醫院根據送他到醫院的老人的敘述及學生證的資訊做了死亡登記。
 
6月4日淩晨,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蔣培坤教授,在尋找自己的兒子 蔣捷連時,在郵電醫院死亡名單中,發現了 吳國鋒的名字,受醫院委託將 吳國鋒死亡的消息帶回了學校。當吳定富夫婦在學校裡處理 吳國鋒後事時,他們並沒有見到蔣培坤、丁子霖夫婦倆,直到丁子霖教授用不太詳細的地址去信給他,他們這才聯繫上。那時,離1989年“六四”慘案已經過去了八年。
 
 
吳定富夫婦倆回到家後,看著兒子的骨灰,心中的怨氣難以排解。想到自已的孩子,從小學習優秀,無論是在新津小學讀書還是在新津中學讀書,都是三好學生。三年前,自己的孩子以新津縣文科狀元,考入北京的人民大學,引起了整個新津縣的轟動,很多人都知道 吳國鋒的名字。夫婦倆商量,自己的兒子被無辜打死,一定要讓全縣的人知道,於是,他們在五津鎮正東街自家小店的門前,設了一個靈堂。
 
“我們的小店是在大街上,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尤其是每逢週二是趕集的日子,趕集的人很多,都來觀看,看了以後罵的人很多,無不對 吳國鋒的死感到惋惜。我們這裡有一個師範學校,師範學校的師生排著隊,抬著花圈到我們設的靈堂進行悼念。他的同學、學校老師、相識的或不相識的,都送上花圈,進行悼念以表達自己的哀思。”
 
“當地政府沒有干涉嗎?”
 
“當地政府沒有干涉,因為,我這件事全縣都知道,全縣的人都很同情,當地政府在沒有接到上級指示前不敢來干涉。靈堂設了三天以後,大概是6月22號,我們是6月18號從北京回來的,縣裡要傳達鄧小平接見軍以上幹部講話,就派了一個縣委副書記和鎮黨委書記來找我,和我商量。縣委副書記老家是和我一條街的,在讀書時高我兩屆,比較好說話。他對我講:我們明天要傳達鄧小平接見軍以上幹部的講話,你們在大街上設靈堂,影響面太大了,現在已經設了三天了,建議你們是否把靈堂撤了。我同意了,但是,我向他們提了一個要求,街面上靈堂拆除,我要在鋪面裡面設靈堂,他說:可以,隨便你們設多久。鋪面裡面設的靈堂,在大街上是可以看到的,只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 吳國鋒的骨灰一直放在家裡嗎?”
 
“起初,他的骨灰放在家裡,我做了一個玻璃櫃,把 吳國鋒的骨灰放在玻璃櫃內,在自家開的小鋪門前設的靈堂,一直到這個房子拆遷後,搬過來。我曾答應丁老師,要一直在家裡保存他的骨灰。後來,我的小兒子身患尿毒症去世後,家中所有的親戚朋友包括我的女兒、我的父母都來勸我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葬下去,入土為安。”
 
   “他們的骨灰是葬在在公墓裡嗎?”
 
“不是,我沒有錢去買墓地,私人土地,生產隊的土地吧。我是通過一個熟人的介紹,一個墓大約花了三千元左右,買下的,在一個小山上。我的小兒子得了尿毒症後,我花光了所有拆遷款,為他治病。丁老師得知後,打電話給我,我詳細地告訴她後,她也給我寄來一些錢,包括成都的這些熱心人,都給我了幫助,讓我的小兒子多活了半年,還是沒有治好。”
 
 
從他們現在住的地方,過馬路,穿過巷道,有一條岷江支流貫穿整個五津鎮。站在江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一座石橋,過了石橋,就是埋葬兩個兒子的小山。山上種滿了樹,鬱鬱蔥蔥,山頂上有一個小亭子,如果開車去,只需20多分鐘就可以到達。
 
我們開車帶著吳定富夫婦到山上 吳國鋒的墓地去。山上有一些農家院,每逢週末,會有很多城鎮裡的人到農家院裡休閒度假,農家院的四周種了很多柚子樹。轉過農家院,沿著一條小道往深處去,走到一個山坡前,沿著坡道往上走,就是私家墓地了。 吳國鋒的墓是一個磚砌的圓形的墓,墓的週邊又用水泥砌了一個半圓形的墓圍,碑上刻著:愛子 吳國鋒之墓,生於六八年六月初八,卒於八九年五月初一。
 
“六四”慘案距今已經過去了二十四周年,吳定富夫婦倆談到孩子的死,眼淚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他們說:“孩子的骨灰雖然葬了下去,家中的靈堂一直保留著,自己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孩子渾身是血躺在那裡的模樣。”
 
“我的孩子送到北京是去讀書,被無辜打死,至今,政府都不給我們一個說法,有時,還要對我們進行騷擾。公安系統的人曾找過我們,讓我們不要去北京,不要去鬧事。我們不服,他們有什麼權利可以干涉我們,每年‘六四’,我們就公開在大馬路上燒紙。於是,他們私下又去找我們的女兒,讓女兒勸我們,不要鬧事,否則,他們身上的這身制服就沒有辦法穿了。想起這些,心裡堵得慌,好像一塊石頭壓在那裡。”
 
吳定富夫婦表示:“我們一百多名難屬向政府提出我們的訴求,堅持了二十多年,至今未有結果。我們還要繼續堅持下去,要求不會中斷,一代不行,還有下一代。雖然,我們地處小地方,但是,我們的心永遠和難屬們站在一起,難屬們的所有決定,堅決支持,堅決參與,直到‘六四’問題的解決。”
 
 
(《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29期    2014年4月18日—5月1日)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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