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g
 
廣場活碑 > 六四事記 > > 1月 21日:張敏: 訪“六四”難屬蘇冰嫻
1月 21日:張敏: 訪“六四”難屬蘇冰嫻

張敏: 訪“六四”難屬蘇冰嫻 :

2011年1月21日

 

蘇冰嫻女士是中共中央編譯局的退休幹部,她的兒子 趙龍,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在北京街頭被戒嚴部隊槍殺,遇難時年僅二十一歲。

蘇冰嫻和她的丈夫均長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工作,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會被解放軍槍殺。此後他們公開站出來為兒子伸張正義,成為“六四”難屬群體中的積極活動分子。丁子霖夫婦所著新書《生者與死者》出版後,記者採訪了住在北京的蘇冰嫻女士。

問:您能詳細談談 趙龍遇難前後的情況嗎?

答:六月三日晚上,我跟我先生、小女兒和小兒子說,今天晚上我們應該注意了,滿街都是人可能會出事,稍微一有騷動就會有生命危險。我說:“大家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不要出去了。” 趙龍、我女兒和我先生他們三個人說:“那我們一定要去看看,大家都這麼關心,我們去看看。”我只好說:“好,我在家裡等你們。”結果,等到十二點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回來,我等得非常心焦。

後來,突然聽到槍聲,就像放鞭炮一樣,當時周圍的每個人都是證人,誰都聽得很清楚。聽到槍聲,我們還不相信,都說,這是放鞭炮嚇唬這些年輕人吧?所以,我和鄰居們都湧到胡同口,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坦克車也過去了。

這時候,有受傷的人被三輪車搶救下來,找電話亭,就在我跟前說:“快讓開!讓我打個電話!他真的受傷了,真的開槍了!他的腸子都流出來了!快給他家裡打個電話,說不定他就要死了。”那時候,我相信真的是開槍了,我非常非常擔心。很快我先生和女兒回來了,他們說,他們是從民族宮那邊過來的,說那邊真的開槍了,也有人被打死。所以,他們急著回來找我。過了一會兒,我們看見 趙龍也騎車過來了。當時,發生了這麼樣的慘劇,我好像根本沒有力氣走回家去,我就跟幾個同事蹲在馬路邊上。我先生回來後,告訴我說, 趙龍不在了。院子裡好幾個人看見他了,還對他說,開槍了,龍龍你不要去了。龍龍說,我到樓上看了,我媽媽不在,我去找媽媽去。好幾個阿姨勸他不要出去了,他還是騎車走了。他沒有留心我在路口。

他是和一群年輕人一塊兒,槍聲對他們這些年輕人來說有一種吸引力。我這樣想,他們當時可能認為軍人不會開槍。因為他們從小受的教育告訴他們,開槍是在戰場上,比如在朝鮮戰場上、在抗日戰爭中,他們絕不會想到解放軍叔叔會向他們開槍!他們是抱著看熱鬧心情去的,根本沒有想到是去送命的。

 趙龍是死在民族宮那一帶的,當時 趙龍死時我們不知道,我女兒和先生當時就勸我回家休息,他們去找 趙龍。到早上六點多,他們回來說,沒有找到。於是,我們,還有我們單位的一些年輕人,拿著 趙龍的照片到各個醫院去找。因為那時候不可能在街上找到一個傷患或死者,在那種場面下,很多人的境界非常高,特別是那些原來在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人,比如蹬三輪車的、做小生意的、擺攤賣服裝的那些人,很多受傷的人和死亡的人都是被他們這些有良知的人搶救的。在搶救過程中,他們甚至自己受了傷,或送了命的也不在少數。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線索尋訪到他們。

問:你們最後是怎麼找到 趙龍的?

答:我和我丈夫跑了很多醫院。我們在白塔寺的人民醫院查了死亡名單,有四十多名,我們一看沒有 趙龍,就到別的醫院,但是一直也沒有找到。我們當時只是找了長安街路北的醫院,因為我們住在路北, 趙龍如果受傷的話,應該被送到路北的醫院。我又向在公安部門工作的同學詢問,“六四”期間抓的人都關在什麼地方?我想,如果把他抓起來,打一頓或者判刑,他還能有一條活命。那時,各醫院的死亡名單都是幾十、幾十的了,我想,能夠把他抓起來更好。我就抱著這一線希望問我的同學,他回答,那天晚上沒有抓人。那就是說,都是開槍解決了。

後來,我的一個同事的女兒跟他爸爸講,她所在的醫院,就是在長安街路南,四川飯店附近的北京第二人民醫院,到六月七日還有六、七具遺體沒有人認領,如果再沒有人認領,天氣太熱,他們馬上就會作為無名屍體火化了。當時,各個路口都有戒嚴部隊,如果喊你,你不停,就會開槍射擊。

我先生說,他自己一個人去。我先生是海軍離休的幹部,他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的。他沒有直接到西單路口去找,而是繞道,通過很遠的小胡同拐到四川飯店,找到了第二人民醫院。他看了照片,儘管上面的臉已經變形,但從衣服和鞋上,他認出了是 趙龍。他就去看遺體,一看他差一點昏過去。確認是 趙龍以後,他回來告訴我們。我當時就嚎啕大哭,我覺得好像是在作惡夢,怎麼可能在長安街上,解放軍會對手無寸鐵的人開槍呢?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從小生活在解放區,受到党的教育完全不是這樣的。這次發生的事情使我震驚得好像天天都在作惡夢,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做什麼。我的體重幾天內從一百二十多斤下降到九十多斤。我覺得自己真的像死過去一樣,不知道該做什麼。現在想一想,我覺得丁子霖、張先玲她們這幾位比我勇敢,她們比我頭腦清醒。她們很早就站出來為自己孩子伸張正義。而我當時就是找單位、找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單位安排我跟李鵬在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辯論,到底誰有理?我如果沒理,就槍斃我。可是,有什麼用?

問:您能不能談一下,您是什麼時候加入到丁子霖等“六四”難屬的活動中去的?

答:大概是在一九九四年或一九九五年,那時有同學從美國回來,向我介紹了丁子霖他們的情況,才和丁子霖他們認識了,並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當時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我一直對他們很敬佩,對他們很支持,我也在盡我的一切力量。“六四”後站出來呼籲的難屬有一百多,當然實際的死亡人數絕不只一百多人,因為當時從我們看到的醫院裡的死亡名單,一個醫院就有幾十人,我們現在才找到多少啊?恐怕死在人民醫院裡的人的家屬,我們一個還沒有找到。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也很難。有時候,我們去找,有的人還是非常膽小,雖然他們心裡很痛苦,但是,他們可能懷疑我們是安全局的,怕上當。

我感到,沒有站出來之前,我沒有表達我的意志的地方,也沒有人騷擾我。但是,一旦你站出來了,安全部門的人就對你不客氣了,他們對我本人,對我的丈夫,甚至對我的孩子摸底都摸得一清二楚,時刻都在觀察我們的動向,時刻跟著我們。

問:您能不能舉些例子,談談是怎樣受到監視的?

答:上次我們開展“ 天安門母親運動”,我還沒有接到斯諾夫人的電話,安全部門就來了五個人。那是五月十一日晚上。他們告訴我:“從事‘ 天安門母親運動’,這是不允許的!你十一日、十二日不准上街,不准打手機。你就呆在家裡。外界如果採訪你,你就回絕。”

我說:“手機,我不會打(我的手機被他們沒收後,號碼暴露了,他們還給我以後,我也不用了),晚上十點以後我也不會出門。但是,如果談‘六四’,如果談 趙龍,特別是斯諾夫人來電話,我是絕對會接的!讓我婉言謝絕,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個年輕人很凶的,他跳起來對我說:“這是不允許的!”

我說:“你認為你講的話是法律嗎?你的話不是法律!我做的事不違法,我是會做的!我不能聽命於你。”

第二天,早上一起來我就發現電話被切斷了。因為我的電話是分機,我就出去到總機房查問。我一出樓門,就發現有一個年輕人在盯著我,他肯定是安全局的人。我就向機關的方向走,這時我回頭一看,有一輛汽車跟著我。我很快就跑到旁邊的一個門裡,到一個同事家裡。過了一會兒,我出來,發現汽車還在門口等著。我沒法出門,就在同事家打了一個電話給機關,要求他們派兩個人來接我到機關去,我說:“如果我現在出去可能又會被他們抓走了。”

後來,我們機關來了兩個年輕人陪我走到機關去。那輛汽車和騎自行車的人也在後面跟著,一直跟到我們機關的大門口。我進了機關,他們沒有進去。我在機關呆了一個上午,我就在機關打電話出去,和張先玲她們聯繫上了。

問:有人說,你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六四”難屬群體,這個群體是怎樣形成的?

答:如果沒有“六四”的屠殺,我跟丁子霖、張先玲她們不可能認識,是共同的命運把我們牽連在一起了。我對丁子霖確實非常敬佩,她的身體不太好,這麼多年來,她站在最前面,一切壓力都是沖著她來的,她很瘦弱,可是她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我第一次聽說丁子霖是通過我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她在美國留學,介紹我和丁子霖認識。我記得那次丁子霖來看我,我們在我家裡大哭一場。我當時覺得,真是找到了親人了,大家能夠在一起做一些事情,能夠有共同的目標。雖然我的好朋友很多,但是要不是經歷了這樣一場血的洗禮,是

不會產生這種感情的。我和另一位“六四”難屬張先玲也結下了很深的友情。

前幾天,我跟丁子霖去看望一個年輕人,他叫齊志勇,他今年才三十多歲。他的整個一條左腿從大腿根被打斷了,是一個重殘者。我們去看他,心裡非常難過,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現在生活應該過得很美滿。當然,他還算不幸中的萬幸,因為畢竟還保存了性命,他也結婚了,有一個女兒。

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很艱苦的,和另一家同住在一個很小的單元裡,非常非常的擁擠。他在門口擺了個小攤,賣香煙、西瓜和一些小商品。他也積極參加了我們這些難屬的活動,我們儘量在生活上給他們一些幫助。我看到他就想到了我的兒子,齊志勇是被槍打到腿上,我兒子 趙龍是被打在胸部,三顆子彈從左邊打進,打到了要害部位,他當場就送命了。

我們還訪問過宣武區的一個人,他叫陳建軍,是一個退休工人。我們給他送去一些錢,他說:“不要給我錢,我一個月六百塊錢,夠了,生活沒困難,我還可以照顧孫女。”他的兒子被打死了,孫女還很小,都是陳建軍照顧。他的兒媳婦改嫁了,但是還來看望他,仍然叫他爸爸,他也很感動。他只有六百塊錢一個月,就很滿足了。我和丁子霖說,北京的普通工人生活水準確實很低,但是他們的覺悟很高,送給他們錢,好說歹說才收下。

在尋訪過程中,確實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通過接觸他們,我覺得中國老百姓真是太好對付了,有幾百塊錢就滿足了,就不再要求了。當然,陳建軍不算是在最低生活線以下,政府不會給他任何救濟,特別是“六四”的難屬,政府更不會給予任何幫助。我在被他們抓去的二十四小時中,受到審訊,他們就對我說:“外援是不可以的。不能夠接受境外的援助。”我說:“不能接受境外援助?那你們能不能通過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募捐一筆錢給我,我可以負責轉交,送到有需要的人手裡?你們沒有這個本事,別人援助我們為什麼不可以?”但他們就是不允許。

問:您說您曾被關押過二十四小時,您可以談談事情的經過嗎?

答:那是在今年四月一日,好多海外媒體都報導了已故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的遺孀斯諾夫人上午十一點要來看望丁子霖,還要去北京大學為斯諾掃墓。我因為聽了外電的廣播,也知道了這件事。所以,四月一日上午十點鐘我就到了丁子霖家,我在那裡看到安全部的汽車和人都已經守在丁子霖家門口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圖:是讓她們見面呢?還是不讓她們見面?我進了丁子霖家以後就催她到門口去等候斯諾夫人。當丁子霖要出門的時候,安全部的一個處長迎面進來,說:“你不要走。我們談一談。斯諾夫人已經安排有人接待她了。”丁子霖就被堵回來了。

我看了就對丁子霖說:“你有客人,我就走了。”說著我就出來了。

這位處長也跟出來,對我說:“徐老師,你要走啊?”我就說:“我不姓徐。”說著我就離開了。這時,丁子霖家外面已經有外國記者架著攝像機等著,安全部門的人也在另一邊,所以他們對我還比較客氣。這時候,在人民大學的小廣場已經聚集了一些人,多數是安全部的人,也有二十多位元外國記者。我就乘勢走近外國記者中間,見到了斯諾夫人。

斯諾夫人問我:“你是丁子霖嗎?”

我說:“不是。我是丁子霖的朋友。”

她接著問:“你能從她家裡出來,為什麼丁子霖不能出來?”

這個問題我真是不能一下子跟她講清楚,我就說:“丁子霖現在必須呆在家裡。因為有員警在她家裡,不讓她出門。我可以陪你進去。”

我當時沒想到他們會真的不讓斯諾夫人進去,另外,我也想即使他們不許,我也要帶斯諾夫人到丁子霖家去。我就拉著斯諾夫人的手說:“走吧,我們進去。”我們就向人民大學裡面走去。到門口時,突然有一個人出現在我的跟前。

他說:“你是誰?出示你的身份證!”我說:“你是誰?”

他拿著證件說:“我是人大保衛處處長。”

我說:“現在斯諾夫人來看望丁子霖。你讓她進去吧。你們都知道,斯諾是毛澤東的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斯諾夫人也是。你就讓她進去吧。”

他說:“那不行。因為上級部門沒有通知,她不能進去。”

我就說:“那你打個電話讓丁子霖出來與斯諾夫人見面,丁子霖是公民,出門應該沒有問題,這你應該能辦到吧?”

他小聲說:“這我也辦不到。”他當時說這話是很誠懇的,而且態度也很好。因為周圍都是北京市安全局的人。

我們在那裡就又跟那些安全局的人交涉,好說歹說,糾纏了近一個小時,

還是不讓我們進去。斯諾夫人看不能進去,就拿出一本書對我說:“我有一本書要送給丁子霖,你能不能替我轉交給丁子霖?”

我說:“我肯定能轉交。”斯諾夫人就拿出她編寫的書《斯諾眼裡的中國》,其中有很多四十年代斯諾在解放區拍的珍貴照片。她在書上簽了名,交給了我。斯諾夫人的兒子交給我一張字條,上面有他們的電話號碼。多虧有這張字條,丁子霖後來才和他們通了話。斯諾夫人還在現場向記者發表了演講。記者們也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就大概講了 趙龍遇害的情況。記者們很關心我,勸我跟斯諾夫人一起走,因為周圍都是安全部門的車輛,他們擔心我的安全。我就坐斯諾夫人的車離開了。

回到西單的家裡,我給丁子霖打了電話,把斯諾夫人的電話號碼告訴她。第二天我一天沒有出門,我有一點預感,覺得我出門可能會有問題。但是,第三天我不得不出去了,因為丁子霖四日要回無錫去,我必須在她走以前把斯諾夫人的書和她的一封公開信交給丁子霖。當我中午到了丁子霖家門口的時候,看到有一輛吉普車停在那裡,我以為是監視丁子霖的,沒想到他們是為對付我的。一個人過來拉住我的胳膊說:“你是蘇冰嫻嗎?”

我說:“是啊。有什麼事嗎?”

他說:“你跟我們到人大保衛處去,咱們談幾個問題。”

我說:“我不是人大的,我不會去人大的保衛處。你們如果有問題就到中央編譯局保衛處談。”

這時候,人大的那位保衛處長來了,他喊了一聲:“帶走!”一下子來了二十多人,把我架到警車上。這時,丁子霖夫婦沖了出來,說:“你們放了她,她是我的朋友。”他們根本不聽,把我推到車里拉走,拘留了我二十四個小時。

問:能不能詳細談談您被拘押的情況?

答:其實,他們並沒有把我帶到人大保衛處,而是去了安全局在海澱區的一個分部。我被搜身並受到審訊。他們連續地審問我,要我交代那天跟斯諾夫人他們密談了什麼?她給了我什麼檔?給了我多少錢?我說,她沒有給我錢。斯諾夫人說她還要向外交部交涉,還要爭取見丁子霖,她會當面把錢交給丁子霖的。他們在整個晚上對我進行攻心教育,他們說:“如果沒有‘六四’的平暴,中國現在會多麼悲慘。”

我說:“這是你們的想法,我認為如果那次能夠正確處理,今天國家的貪污腐化不會到這個程度。就是因為你們屠殺了群眾,屠殺了學生,給這些貪官污吏鋪平了道路。”

他們最關心的就是我家裡有多少外幣。他們要我交代清楚,否則就不放我走,他們還說要到我家去抄家。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去抄家。

我作好了思想準備,他們可能會至少關我十天,我沒想到第二天他們就把我放了。這可能是因為丁子霖她們做了很多努力,斯諾夫人也很關心這件事情,我是因為和她見面而被抓的。

問:他們除了關心境外的捐款以外,是否還審問您別的事情?

答:那天他們從下午一點鐘一直審訊我到第二天夜裡三點鐘。他們還讓我交代接受境外媒體採訪都說了什麼。他們說:“‘六四’難屬這個群體社會上各種勢力都想利用。這個群體就是不穩定的因素。”我說:“你們不能這樣說。你們認為是不穩定的因素,那為什不化解它呢?我們已經成立了‘六四’難屬對話團,你們為什麼不跟我們談呢?”

他們還說:“你們接受境外媒體的採訪,說了很多話都是不實事求是的,是危害國家穩定的。”我說:“我們是萬般無奈才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的,你如果現在能把新華社的社長、記者請來,我們當面談,他們敢不敢來?沒有人關心我們,任何媒體都對我們進行封鎖,有誰聽我們‘六四’難屬的十一年受壓抑的呼聲呢?有國外的朋友向我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們為什麼不抓住?我們當然要接受他們的幫助!中國的媒體不可能給我們開闢哪怕是一個角落的地方讓我們說話。”

他們說,我們的行為動搖社會的穩定。我對他們說:“不能這麼說。如果‘六四’那天你被屠殺了,你死了,我保證你媽媽會同我們站在一起。你不信回去問你媽媽去!我們只有遭受了那場大屠殺清醒過來以後,才會有共同的感覺。”

我還說:“‘六四’那天我沒有看到一個暴徒,滿街的人喊的是:法西斯滾出去!我沒有看到哪一個人手中有一支槍,有一根棍子。沒有!我那時要到天安門去找我兒子 趙龍,但是,戒嚴部隊根本不讓我們接近。

我感到那時的北京比巴黎公社起義更為悲慘,更為壯麗,參加的人更為眾多。就在被安全局關押的那天晚上,我夢見了我的兒子 趙龍,他一臉血跡地回來了,我當時非常激動,就伸手去拉他,…… 這時候我就醒了。

問:後來您有沒有把斯諾夫人托您轉交的書送給丁子霖呢?

答:他們一頁一頁地查看那本書,想要發現什麼東西,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現。那本書中有很多當年的珍貴照片,我就問他們:“這本書好不好?”他們說:“好,我們只是執行命令,不得不這樣做。”到第二天中午,他們把我放了,我才把書轉交給丁子霖。

作者:自由亞洲電臺   張敏


Tags : 六部口 | 坦克碾死人 | 催淚毒氣 | | |

相關文章: 共 0 篇

© 2012 64wiki 支持我們 | 關於我們 |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