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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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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仁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
其他六四死難者 :

王培文 生平 :

編號 0019 姓名  王培文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21
家庭所在地 陝西咸陽市
生前單位、職業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學生
遇難情況 89.6.4.凌晨,王走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頭排,在六部口被坦克軋死,屍體軋碎
家庭情況 父王繼喜,陝西咸陽彩色顯像管廠供銷科工程師
地址 郵編 712000 電話

019   王培文,男,21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學生。89.6.4.凌晨,王走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頭排,在六部口被坦克軋死,屍體軋碎。


 王培文的同學就六部口坦克問題的證言

 

 
大家好,我見了上面的照片。說實話,我是第一次看見。但是,我看見了6部口的很多情景。
那大約是4-5點的樣子[實際是6點過——64memo注],天亮了。我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我看見廣場的學生撤退了,最前面的好象是北大的,用棍子挑著一條裝子彈的坦克上的子彈夾。后面是很多的學生。不久,就是河北大學的學生隊伍。因為我是河北的,想加入老鄉的隊伍。但是,隨即后面就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隊伍。我想過去,但是跑過馬路的不到一半的時候,東邊響起了槍聲。 
坦克過來了。我馬上轉身又回去,躲到附近的一個院子。等我出來的時候,我看見,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躺著很多人。我看見,有市民把傷者拖著他們的腿,拉了一段,就搬到平闆車上。
坦克的號碼好象是107或者106,這麼多年,已經忘記了。我看見,一顆冒著煙霧的炸彈[催淚彈—64memo注]在躺倒的人群裡炸開。煙霧彌漫,把那些傷亡的人們給掩蓋了。這時候,北邊來了救護車,要救治傷亡的人,當兵的用槍逼著,救護車只好向北走了。這時,有人喊,傷亡的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13個還是11個,我也記不清了。
 王培文,我很熟悉,因為我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就不說我是誰了。他是中青院舉旗幟的那個人。我看見拉那旗幟在飄揚,也看見那旗幟倒在傷亡者中間。傷亡的人中,我至少認識4-5個,非常熟悉。其他細節,我再看看大家的疑問,再回答。
關于毒氣彈的問題,我肯定是坦克壓了人后投的,軋人之前好象沒有。因為忙著躲避,沒有看很清楚。
順便說一句, 王培文是中青院最鐵桿的球迷,6月4日,他的忌日,今年這一天,中國足球隊第一次出現在世界杯賽場。我很心疼。。

 吳仁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六點多鐘,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開始從六部口東邊的新華北街拐上西長安街。新華北街路邊的居民住宅都是些老式四合院,居民人口比較密集,一見到學生隊伍過來,大家扶老攜幼出來觀看。

人群中有一位中年男子穿著短褲背心,抱著小孩站在家門口,只見他突然把懷中的孩子交給身旁的女人,走上前來,把自己腳上的拖鞋遞給了一位用布包腳的學生。一位年紀稍大些的男子見狀,也隨即跑回自家院子拿來一雙鞋子送給一位赤腳的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倆人都默默的沒有說一句話。

發生在眼前的這一幕,讓我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這一夜我心中只有恨,這時才感覺到愛。

西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裝甲車碾壓得印痕累累,街道兩側商店的牆壁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讓人感到觸目驚心的是,一些商店的玻璃櫥窗上用鮮血書寫著“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

回首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望去,在新華門一帶,仍有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堅持不走,與橫跨在長安街上的坦克、裝甲車及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方陣相抗衡,場面壯烈。市民和學生們不斷齊聲高呼著“打倒法西斯!”、“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等口號。

此時,我們中國政法大學大約二十餘名師生打著一面校旗,正處在西長安街上的郵電大樓(北京市西城區西長安街十三號)附近。長安街是中國目前最寬敞的馬路,寬達七、八十米,屬于雙行道,南北兩邊各分為快車道、慢車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約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學生隊伍當時打著各自學校的旗幟,有秩序地由東往西走在北邊的自行車道上。

就在這個時候,三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開過來,一邊發射著散發出淡黃色煙霧的军用瓦斯彈(用毒性),一邊沿著正行走著數千名學生隊伍的自行車道快速地追輾過來。

一時間,長安大街上彌漫著淡黃色的煙霧。這種淡黃色的煙霧不像是催淚瓦斯,因為儘管它極富刺激性,但並不催人淚下,而是一旦吸入之後,就會讓人當即感到胸悶氣短,透不過氣來。許多學生吸入淡黃色的煙霧後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幹嘔不止,其中有幾位女學生,這時候也根本顧不得女孩子應有的形象了。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系的青年女教師張麗英因為過多吸入了這種淡黃色的煙霧,當場暈倒在路旁,被學生送往醫院急救。

一位曾經吸入淡黃色煙霧的學生談到感受:讓人掏心扯肺的,一個星期後症狀才完全消失。他覺得這種淡黃色煙霧的味道很熟悉,後來想起來這是中學時期做化學試驗時曾經嗅到過的氯氣。氯氣是強氧化劑,放在水中,可以置換出氧氣來,造成濃鹽酸,氯氣彈會給人體造成永久傷害、甚至死亡,應該屬於國際禁止的化學武器。

儘管在天安門廣場上經歷了血腥鎮壓,但是,善良天真的學生們還是料想不到中共當局會殘忍到動用坦克繼續追殺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並正處在返校途中的和平而有秩序的學生隊伍。慌亂之際,學生們紛紛翻越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的綠色尖頭鐵欄柵而躲避,不少人被綠色尖頭鐵欄柵刺傷或跌下來摔傷。最可憐的是那些柔弱無力的女學生,大多無法翻越高達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只能緊緊地貼在綠色尖頭鐵欄柵旁,驚恐之狀讓人心酸。

我和數百名學生在翻越綠色尖頭鐵欄柵後,欲進入郵電大樓的大院子暫時避難,逃避毒氣彈的傷害,而那些把門的武裝警察可恨之極,竟然緊閉大門,拒絕讓學生們入內避難。

當時,北京科技大學(原北京鋼鐵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寬寶正與同校的博士研究生 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輛自行車走在自行車道上,當周圍的學生開始奔逃,他倆不相信如此靠邊行走也會有危險,於是就沒有跟著一起奔逃。沒想到一念之差,兩個人頃刻之間便倒在坦克的履帶之下一死一傷。 林仁富當場死亡,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王寬寶身負重傷,整個骨盆被軋成粉碎性骨折,數年中做了多次大手術,傷口多年後仍沒有癒合。因輸血染上“丙肝”病菌,無法再次做手術。受傷的部位可怕極了,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方。但他有著不屈的意志,幾年來強忍著傷痛的折磨,不僅完成了碩士研究生的學業和畢業論文,而且硬是考取了博士研究生。

待坦克過去,比我們所處位置稍後的學生們已慘遭不幸,有十一名學生當場慘死於坦克之下,另有許多學生受傷,其中有兩名學生被軋斷雙腿,雖然已被群眾迅即送往醫院,但因為受傷過重,估計已經沒有回生的可能。發生慘案的現場位置在六部口。

經過“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女士多年艱辛的查尋,目前已經尋找到六部口坦克軋人慘案的死難者五人、受傷者九人,一共十四人。其中十三人有姓名、年齡、所在單位以及受傷部位、致死原因;有十人已確知籍貫、家庭地址;有一人不願公佈個人資料。

五位遇難的大學生是:

1) 林仁富:男性,福建省莆田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學一九八九年應屆畢業博士生,遇難時年僅三十歲,已婚,無子女。

 林仁富的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 林仁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三兄一姐。在林家的眾多子女中, 林仁富是唯一進入高等學府的,遇難時即將取得博士學位,且已聯繫好於當年十月赴日本深造。

 林仁富在他的同齡人中本來是個幸運兒,也是林家的驕傲和希望,所有的一切卻頃刻之間在坦克的履帶下化成了灰燼。

2) 董曉軍:男性,江蘇省鹽城縣人,生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中央團校)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歲。

 董曉軍與 林仁富一樣,也是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被那輛瘋狂的坦克軋死的,屍體被軋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狀。

 董曉軍遇難後,他的父母將其骨灰盒抱回江蘇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門前小溪對面的岸邊。往昔的一切都已成為夢幻,唯有那由母親的淚水匯成的溪流年復一年地嗚咽著,控訴著那場發生在首都北京的慘無人道的殺戮。

3) 王培文:男性,陝西省咸陽市人,生前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一九八六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一歲。(參見附錄照片)

 王培文不幸遇難後,其家人迫于政治壓力,將悲傷深埋在心裏,一直不敢與外界聯絡。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丁子霖曾經按照友人提供的通訊位址給其家人寫過一封信,也曾經向他們轉交過來自海外中國留學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終沒有收到對方的回信。以後丁子霖又曾經做過努力,但始終沒有結果。丁子霖想,這多半是出於恐懼吧。

4)田道民:男性,湖北省石首市人,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一九八五級學生,遇難時年僅二十二歲。

田道民先被軍用毒瓦斯熏倒在地,隨後又被坦克軋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軋掉。他當時被送往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但已無法救治,不治身亡。

田道民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家中兄弟姐妹多達八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學,他是這個貧寒家庭的唯一希望。

田道民遇難後,他的同班同學相約每人每年給他的父母寄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貼。其家人把他的骨灰盒從北京抱回家鄉──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安葬,他的父母至今一提起遇難的兒子仍痛苦萬分。

5) 龔紀芳:女性,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人。生前是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一九八八級學生,遇難時年僅十九歲。

受傷的九人是:

1) 方政:男性,當時是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學生。

2)王寬寶:男性,當時是北京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3)權錫平:男性,當時是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

權錫平在躲避坦克追軋的時候被子彈擊中右大腿內側神經,右腿大動脈及坐骨神經分枝被打斷,如今右腿呈萎縮狀態。

4)劉華:男性,當時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

劉華與 方政同時被坦克軋成重傷,後腦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後來截肢。5)北京某大學一名不願公佈個人資料的女學生。

這名女學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參加了一支自發組成的臨時救護隊,冒著生命危險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受傷者,這輛發了瘋的坦克竟然喪心病狂地壓向了這位善良的女學生,將她的一條大腿軋成粉碎性骨折。

俗話說,子彈不長眼睛,可是,駕駛坦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難道也不長眼睛嗎?!連一個救死扶傷的女孩子都不放過,天底下還有比這更慘無人道的嗎?!

另外四名受傷者都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他們是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和單連軍。他們有的被軋成重傷,有的留下了終身殘疾。

在六部口坦克追殺學生撤離隊伍事件中,因為當時所處位置的關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首當其衝,所遭受到的傷害最為嚴重,除了上述名單中的傷亡者,還有一些受傷的學生並不在這份名單上。在整個撤退的學生隊伍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隊伍所處的位置比較靠後,跟隨著河北大學的學生隊伍。

一九九零年代初,我在美國洛杉磯主辦《新聞自由導報》的時候,結識了一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恕我尚不能透露他的姓名),他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中也受了傷,幸運的是,他由於個子矮小(身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當坦克從他的頭頂開過去的時候,他的身體正好處在坦克的兩條履帶之間,除了左手骨折、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之外,居然沒有受到重大的傷害。他後來寫了一篇題為《坦克追碾學生事件親歷記》的回憶文章,刊登於《新聞自由導報》。

他在回憶文章中敍述了當時的情景:

“我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隊伍由三、四十名學生組成,處在整個學生撤離隊伍比較靠後的部分。我的同學 王培文赤著腳(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由於匆促,加上人多擁擠,很多同學的鞋子都擠丟了),舉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們學校隊伍的最前頭。

大約在清晨七時左右,正當我們隊伍從新華北街轉向西長安街的時候,突然有人驚呼:‘坦克來了!坦克來了!’我扭頭一看,只見三輛重型坦克並排行駛,從學生隊伍後面快速地沖過來。隨即又聽到一陣‘砰砰’的響聲,散開一片片嗆人的淡黃色煙霧,讓人感覺到呼吸困難。這是坦克在向學生隊伍發射毒氣彈……

同學們情急之下紛紛向路邊躲避,準備給坦克讓出一條通道。但是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鐵欄柵,這道鐵欄柵又是尖頭的,一時無法翻越過去,同學們只好擠在鐵欄柵旁,無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正當同學們在鐵欄柵旁擠成一團時,其中一輛坦克已經直接沖進鐵欄柵旁的人群中,頓時響起一陣驚恐而淒厲的叫喊聲。

一刹那間,我被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種被軋死的感覺在腦中一閃而過,隨即失去了知覺。萬萬沒有想到,在坦克過去之後,蘇醒過來的我發現自己居然還活著。我環顧四周,橫七豎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傷,場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豎立的鐵欄柵也已被坦克擠倒了。於是我

在倉惶之中爬出死傷者的人堆,爬過倒塌在地的鐵欄柵,隨後被民眾送到積水潭醫院救治。……”

在上述這些遇難學生中,北京商學院的女學生 龔紀芳是唯一一位不是死於坦克碾壓或撞擊的遇難者。她先是左胳膊中彈倒地,繼而因吸入大量的毒氣造成昏迷,被民眾送入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經搶救無效身亡。死亡證明書上載明:死因主要是由於吸入毒氣造成肺部糜爛。

 龔紀芳左胳膊的傷口很大,看樣子像是中了俗稱“炸子”的開花彈(達姆彈),實際上應該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徑槍械(機槍或重機槍)所發射的子彈,因為當時在學生撤離隊伍的四周並沒有步行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槍彈應該是從坦克上發射出來的。

針對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 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丁子霖憤怒地表示:

 “我常常想,在戰爭年代兩軍交戰時,對敵方繳械的士兵尚且還得放他一條生路,為什麼對那些已經按命令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卻不能放過!何況他們都手無寸鐵,何況他們在撤退時沒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時期竟如此殘忍地濫殺無辜,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下令把坦克開進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輛瘋狂的坦克一樣,已成了完全喪失理智的瘋子。人們難道能期望瘋子做出合乎人類理性的事情嗎?

多少年來,我總想弄清楚這輛坦克所屬的部隊,弄清楚這支部隊的現場指揮員。幾年前,我得到了那輛瘋狂坦克的番號,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轉移存放在家裏的資料時,竟把當時記錄下這個番號的一張紙片丟了。我期望有那麼一天,那輛坦克能重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作為那場血案的罪證。”

在上述受傷的學生中,失去雙腿的北京體育學院學生 方政的經歷最具典型意義,也最讓人感歎。當坦克向學生撤退隊伍快速追逐碾軋過來的時候, 方政沒有只顧自己逃生,而是見義勇為,抱起一位因吸入毒氣和驚嚇過度而暈倒在地的同校女學生向路旁移動。一瞥眼, 方政發現身後急速追逐碾軋過來的一輛坦克已經近在咫尺了,粗大的大炮筒子就在他的頭頂,他趕緊將懷抱中的同校女學生奮力推出去,自己卻躲避不及,只好就勢滾倒在地上,但是為時已晚,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遭到坦克碾壓,履帶上的鏈條絞著他的腿及褲子,將他拖出了很長一段路,才掙紮著從坦克的履帶上掉下來滾落到了路邊,倚靠在尖頭鐵欄柵上,昏迷過去。(參見附錄照片)

 方政被好心的民眾及時地包紮了傷口,快速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東街三十一號)救治。參與救治 方政的醫生事後告訴他說,當時送到積水潭醫院搶救的受傷者很多,血庫非常緊張。 方政由於失血過多,已經瀕臨死亡了,經過全力搶救,才保住了生命。 方政雖然保住了生命,但雙腿卻失去了,右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蓋下五公分處截肢。

 方政的苦難並沒有就此結束,他出院返校之後遭遇到一連串殘酷的精神折磨。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重度傷殘的 方政竟然被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列為重點清查對象。 方政按照大清查運動的要求,照實寫出了自己在六部口被坦克碾壓的經過。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卻非要他改口說是被汽車或裝甲車碾壓,絕對不能提到坦克。(真想不明白裝甲車追軋學生和坦克追軋學生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正如想不明白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與在天安門廣場殺人在本質上有什麼區別一樣。)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一再要求 方政對坦克碾壓學生一事保持沉默,遭到他的堅決拒絕。

公安部門和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始終懷疑 方政在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隊伍事件發生之時有暴力行為,否則為什麼會遭到坦克的碾壓。 方政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堅決表示自己所說所寫的都是事實,不相信的話,可以去調查。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就去找那位被 方政所救的同校女學生調查取證,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女學生既不願意為 方政作證,也不承認當時與 方政在一起。北京體育學院有關部門抓住這一點,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都沒有解決 方政的問題,原先的畢業分配方案被取消,也不讓他再住在學校的宿舍裏。

北京科技大學的青年女教師吳蓓和一位姓曹的職工,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清晨一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與數千名學生生死相依,後來跟隨學生隊伍一起撤離,她倆都是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目擊者。當她倆得知那位北京體育學院的女學生不願意出面為 方政作證的情況,非常氣憤,主動找到 方政表示說,我們願意為你作證,於是就去找北京體育學院的領導反映情況。

一九九四年,在北京舉辦遠東及南太平洋地區殘疾人運動會,按照個人運動成績, 方政理應在全國選拔名單之列並代表中國參加這一國際比賽,卻因為他的傷殘原因與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有關,被以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朴方擔任主席的中國殘疾人協會無理地取消了參加比賽的資格。關於此事,美國《紐約時報》曾經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刊登過一篇詳細的采訪報道。其他的海外新聞媒體也有過報導。

 方政身殘心不殘,雖然經歷了一連串的磨難,但仍然自強不息,後來作為個體戶到海南省海口市謀生,包括擺地攤賣東西。海口市公安部門一直把 方政當做監控對象,正常生活常常受到騷擾,每隔一段時間公安人員就要上門盤問,給他在海口市的生活及事業造成了很大困難,迫使他離開海口市,回到老家安徽省合肥市。

 方政截肢後必須依靠輪椅代步,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一些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也間歇地抽痛,非常痛苦。這一切,都給 方政以及他的家庭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巨大的精神創傷。

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太殘酷了!現場的情景太悲慘了!目睹者無不痛哭流涕,痛哭聲震天動地。從小就在書本上讀到“血腥”這兩個字,而只有站在六部口肝腦塗地、鮮血四濺的坦克追逐碾壓學生撤退隊伍事件的現場,我才真正明白了“血腥”這兩個字的含義。我深受震撼,死亡是如此之慘烈,生命是如此之脆弱,現實是如此之殘酷,而心情是如此之傷痛。

從此以後,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瞬間,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中: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散亂地橫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距離人行道兩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一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腦漿,攙雜著許多紅色的血絲向前噴射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倒在離這具遇難學生遺體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具遇難學生的遺體被軋到了自行車上,與自行車粘到了一起。(參見附錄照片)

(當我從電報大樓門口重返六部口慘案現場的時候,部分受傷的學生和遇難學生的遺體已經被民眾運走了。)

一些極度悲傷的學生滯留在慘案現場,一邊哭一邊商量,是否應該將這些遇難學生的遺體運走,免得被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去毀屍滅跡。於是,有幾個學生走到六部口郵電局西面的一個胡同裏,向一家住戶要了一塊約一米多長、半米多寬的木板,在一些現場民眾的幫助下,這幾位學生開始一具具地將遇難學生的遺體抬離現場。

雨源(化名)是這幾位學生中的一位,他後來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當時坦克就在旁邊轟鳴著,我們流著淚,也顧不得害怕了。我已經記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個腦漿被壓出來的學生。當時由於木板太短,他的頭頂在我的肚子上,腦袋已經空了,但我的襯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腦漿。抬另一個內穿紅背心的學生時,他的一隻右臂和上身只連了幾絲肉,基本上已經掉了下來,紅背心和肉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來,我拿著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後把他抬了出去。還有兩個學生已經和自行車碾到了一起,我們費了好大勁兒才將一個和自行車分開。而另一個被壓得自行車的腳蹬子刺進了胸腔,我們實在無法將屍體和車子分開,只好連同壓扁的自行車一起抬了出去。

記得我們抬最後一個屍體的時候,從長安街西面又開來一批坦克(應當就是先前由東往西追軋學生撤退隊伍的坦克,此時由原路返回。----作者注)。我當時正拿著木板朝東蹲著準備抬屍體,根本沒注意背後的事。突然間,許多市民和學生都沖著我喊叫起來。我回頭一看,一輛最邊上的坦克,馬上就要壓到我了,我條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轉眼這輛坦克已經駛過,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剛才的木板,約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壓得象麻片一樣,我被剛才的情形嚇出了一身冷汗。”

最後,這幾位學生終於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抬到了西長安街後面的一個胡同裏。遇難學生的遺體雖然抬離了現場,但擺放在胡同裏總是不妥,這幾位學生正在為如何處理而發愁的時候,正巧來了一位見義勇為的個體戶司機,他流著淚建議把這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運送到中國政法大學去,以備作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屠殺平民百姓的法律證據。學生們聽從了他的建議,把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其中一具遇難學生的遺體連著自行車)抬上了他的小卡車。雨源等幾位學生也上了小卡車,護送遇難學生的遺體。

由於擔心在大路上行駛會遇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搶奪遇難學生的遺體,個體戶司機特意駕駛小卡車沿著胡同開了很久,然後才拐上了二環路。

一路上,個體戶司機對雨源等幾位學生講述了他這一夜是如何搶運受傷者和遇難者遺體的所見所聞。

由於小卡車的容量有限,五具遇難學生的遺體是迭放上去的,車子只好開得很慢。這時候,車子前後已經跟隨了許多悲憤的民眾,騎自行車或步行。

小卡車拐上了二環路之後,許多民眾騎著自行車前後圍著小卡車,護送著小卡車駛向位於學院路的中國政法大學。一路上,騎自行車護送的民眾越聚越多。小卡車的前後左右還跟隨了許多步行的民眾,至少有上千人。

當小卡車到達中國政法大學的時候,已有數千名師生簇擁在學校東門口迎接。雨源剛剛跳下小卡車,一位教授模樣的老年人噙著淚水上前緊緊抱住了他。雨源就象一個出門在外受盡了委屈的小孩好不容易才回到家裏一樣,趴在教授模樣的老年人身上嚎啕大哭起來。當時整條大街上什麼聲音也聽不見,聽到的都是哭泣聲。

 吳仁華六四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6/wurenhua/5_1.shtml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6/wurenhua/5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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