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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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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血染的紅背心——北大學生孫輝之死
其他六四死難者 :

孫輝 生平 :

編號 0009 姓名  孫輝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19 家庭所在地 寧夏石咀山市
生前單位、職業 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學生
遇難情況
89.6.4.晨,騎車尋找被戒嚴部隊沖散的同班同學,身穿北大背心,下穿牛仔褲,於復興門附近被射殺,橫屍街頭。遺體火化後,在北京老山骨灰堂存放三年,後移置在寧夏家中。
家庭情況 父,孫承康,寧夏石嘴山市石炭井煤礦準備隊助理工程師;母,于清,家庭婦女。祖母思念孫子悲痛過度於92年去世。有一兄一姐,均已成家。姐,孫寧。
地址 寧夏石咀山市石炭井工人新村北街21棟2號
郵編 753300 電話 0952-41152(傳)
備註 現通訊處:孫寧:鄭州市花園路85號新聞大廈指揮部:P:450003T:0371-5719281 (0) 5710461 (H)

009   孫輝,男,1970年出生寧夏石嘴山市,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學生;89年6月4日晨,騎車尋找被戒嚴部隊沖散的同班同學,身穿北大背心,下穿牛仔褲,8時左右於西單復興門附近被射殺,子彈從左腋窩穿過心臟由右腋窩射出,鮮血染紅了全身衣服,橫屍街頭。當時民眾把屍體送到北京市兒童醫院,醫院根據 孫輝的衣著及學生證打電話通知了北京大學,並把遺體送回到北大。遺體火化後,在北京老山骨灰堂存放三年,後移置在寧夏石嘴山家中。


一個大西北建設者的內心祈求(尤維潔 郭麗英)

2013年11月中旬,我和郭麗英到中國的中部地區河南、湖北、江西看望生活在那裡的“六四”難屬。

我們先到鄭州看望生活在女兒身邊的孫承康、于清夫婦。1989年,他們最小的兒子 孫輝在北京遇難。

 孫輝,遇難年齡19歲,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學生。1989年6月4日晨, 孫輝騎車尋找被戒嚴部隊沖散的同學,身穿紅色的“北大”背心,下穿牛仔褲,于復興門附近被射殺。

我們從北京坐高鐵到鄭州,兩個多小時就到達。出了火車站,孫承康老伴于清和他們的女兒孫寧早已在站前等候我們的到來,見面時,大家都覺得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非常親切地擁抱在一起。

路上,只要一提到 孫輝,孫甯就禁不住流眼淚,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畢竟, 孫輝是他們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弟弟,也是父母最疼愛的孩子。

臨來鄭州前,孫承康曾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們去他們家住,說是大家在一起說話比較方便。起初我們是同意了,後來我和郭麗英商量,覺得過於麻煩他們了,因此預定了離他家不遠的旅店,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好意。

孫承康家住在臨街的一棟樓裡的四層。對於於清來說,她的腿腳不太利索,每天的爬樓是比較吃力的事,上下樓只能扶著樓梯的欄杆往上爬。

午後,我和郭麗英對他們夫婦倆進行了採訪和錄音。

“今天,我們到這裡來,一是看望您們,看看您們的生活的情況;二是也想聽聽您們的心聲,畢竟‘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四年了。你們先簡單說說當年 孫輝遇難時的情況。”郭麗英首先提問。

“我叫孫承康,今天,我講講我的兒子 孫輝。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死在解放軍槍下,我感到很遺憾。我是一個老工人,1966年,我響應党和毛主席支援大西北的號召,帶著全家我的老伴和我的大兒子到寧夏支援建設。寧夏那個地方,人煙稀少,生活極端困難,我都沒有怨言。我是本溪煤礦的,這在當時,本溪生活條件要比寧夏好很多。我還是本溪煤礦的團支部書記,在我的帶動下,整個團支部的人全部都到寧夏,支援大西北建設中去了。”

孫承康、于清夫婦1966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舉家遷徙到寧夏石嘴山市煤礦。當年,他們的大兒子已經出生,一家三口義無反顧地離開生養他們的東北老家,來到物資匱乏、生活艱難的地方,沒有任何怨言。在孫承康的心中,黨的號召就是他生活的理念和信仰,從沒有懷疑過党的領導,無論多艱苦的環境,他都不會掉鏈子。

在寧夏工作時,他們的女兒孫寧、最小的兒子 孫輝相繼出生了,一家五口生活條件雖然艱苦,但是夫妻和睦,兒女們從小聰明、聽話、懂事,個個學習都很優秀,是一個讓人羡慕、充滿了愛的溫暖家庭。

三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大兒子考上寧夏醫學院,現在,是寧夏一家醫院的院長;女兒考上了瀋陽建築工業大學,現在,自己開辦了一家園林園藝製作公司,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

最小的兒子 孫輝,最是他們夫婦倆的驕傲。他從小就聰慧過人,一直是學校的尖子生。在他讀高二時,孫承康讓他試著考大學,想檢驗一下他的讀書情況,結果,他一考就考上了寧夏大學。 孫輝對他的父親說:“我要再讀一年,我想考北京大學。”孫承康一想,自己的孩子說的有道理,孩子本來年紀還小,再讀一年,他能夠考上北京大學,當然是件好事,那是全國頂尖的學校之一,又在首都北京,是全國人民嚮往的地方,孩子可以見見世面。

於是,他同意了孩子的要求,留在學校裡繼續讀高三。 孫輝果真不負眾望,在第二年高考時,他考上了北京大學化學系,成為一名88級的學生。全家都非常高興地將他送到了北京大學。

“我的兒子考上北京大學,我們非常高興。到學校不到一年,學運開始,我的兒子也參加了靜坐。6月4日清晨,同學們走散了, 孫輝騎著自行車,去尋找他的同學,當他騎行到復興門附近時,被戒嚴部隊無任何緣故開槍打倒在地,由近旁市民送到兒童醫院搶救,送到醫院已經沒有了呼吸。”

臨去之前,我看了丁老師寫的《尋訪六四受難者》,這本書中有有關 孫輝被打死的情況。書中寫到:1989年6月4日8時左右, 孫輝騎車出了北大校門,匆匆趕赴天安門方向。他是主動接受同學們的委託,去尋找4日臨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而未歸來的班長和幾位同學的。當他行至復興門立交橋附近的時候,正遇上殺紅了眼的戒嚴部隊士兵瘋狂地向人群開槍,他沒有躲過這一劫,罪惡的子彈從他左腋窩穿過心臟由右腋窩射出,鮮血染紅了他那件印著“北京大學”字樣的汗背心,隨即倒在了大街上。事後人們議論,也許正是他那件醒目的汗背心,成了戒嚴部隊射擊的目標。因為開進首都執行戒嚴任務的士兵被告知,他們要平息的那場“暴亂”是北京的大學生發動的。

當我讀到這裡時,心中非常氣憤。我無法把發生在 孫輝身上的事情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號稱是人民的軍隊聯繫起來。在我看來,只有法西斯軍隊才會有如此行徑,視人的生命如草芥,可以任意宰割。 孫輝只是路上的行人,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緣他身穿一件印有“北京大學”的背心,就被視為“暴亂”的物件,更何況他還只是一個19歲的孩子,那麼的年輕,如此喪心病狂的屠殺行為實在是天理難容!

現在,“六四”慘案已經過去了二十四周年,我們零距離地接觸到 孫輝的父母,他們提到自己的兒子 孫輝,依然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兒子的死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們的心靈。尤其是孫承康,在他的兒子被打死的那一刻,他正在煤礦的井下工作著,他不知遠在千里之外的孩子已經被戒嚴部隊無故打死在街頭,這讓他對共產黨的信任徹底崩潰了。

“過了幾天,接到 孫輝同學的來信和學校的通知,我和我的妹妹、我的女兒還有女兒的同學一起來到學校,看到 孫輝的遺體放在學校裡的冰櫃裡,心裡特別難受,特別特別痛苦。我想,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北京,在共產黨治下的首都讀書,可以培養成一個很好的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的孩子,結果卻死在共產黨的槍下,這是讓我終生感到非常遺憾也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我那麼聰明的孩子高二時就能考上大學,他的英文也很好,在北京時能夠和外國友人很流利地對話。我還有一件感到遺憾的事,就是如果不考上北京,在其他學校讀書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知道此時此刻孫承康對兒子的內疚之心,這是一個父親守望自己孩子的拳拳之愛,他如果不把兒子送到北京讀書,兒子就不會死在共產黨的槍下。

“兒子的事處理完後,我回到煤礦。過了一段時間,鄰居和我說了一件事:我們那裡的派出所讓他們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我知道後很不理解這種監視行為,我的兒子被你們打死了,反而我們成了被監視物件。

 “1995年,我退休後決定離開煤礦,我先回到東北老家看看,然後到河南鄭州女兒家,當時我的女婿在動物園上班。我們人剛到不久,鄰居就告訴我們,說是動物園派出所接到指令找他們,讓他們看著我們有沒有異常行為;鄰居告訴我們的同時也對監視我們的做法感到非常氣憤。我心中在想,天安門事件死了那麼多人,至今也沒有一個交待,我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國家,兒子被打死了,我們還被看著,家裡的電話也被監聽,好像犯了罪一樣,這樣的做法,怎麼共產黨像當年國民黨一樣,我的心中很不理解。”

孫承康接著又說道:“我的兒子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了,從沒有人關心過我們,每年一到‘六四’時我們都是以淚洗面。我的老伴因為兒子死了身體越來越差,看了很多醫院吃了很多藥,就是現在每到夜裡12點以後不能睡覺,只能在屋裡走來走去。鄧小平死了,國家換了幾屆領導,對於‘六四’事件一直沒有給我們一個說法。孩子被無緣無故地打死了,我們像反革命一樣被無緣無故地遭到管制,直到現在也不知道犯了什麼罪。現在習近平上臺,我真心希望他能夠關注到我們這個群體,給我們這個群體一個說法。天安門事件受難者的親屬有很多人都已經離開人世了,我現在也有七十多歲了。”

“您今年多大?”

“我今年已經72歲了。”

“您呢?”我問孫承康的老伴于清。

“74歲”

“我也知道我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希望在我們臨終之前能夠知道天安門‘六四’事件真相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的孩子在路上騎著自行車被打死了,究竟是犯了什麼罪!在此,我呼籲有良知的人、呼籲國際友人、呼籲世界上熱愛和平的人對於我們‘六四’遇難者的親屬給予支持和關注。我們沒有做對不起共產黨的事,希望共產黨不要把我們當做敵人一樣監視和管制。”

“您認為共產黨拿著屠刀舉向人民這樣的做法對嗎?”

“我對天安門‘六四’事件是這樣看的,當時我的兒子只是一個學生,手無寸鐵,你們怎麼就能拿著機槍往人身上打。你們都有父母兒女,如果你們的兒女被無故打死了,你們的心情是什麼樣的?我想習近平主席也應該知道,當年你的父親習仲勳受到迫害,為了你的父親你也受到牽連,你是什麼心情;希望習近平主席能夠體驗體驗我們這些失去兒女的老人心情吧!我都七十多歲了,我不怕,願意殺就殺,願意抓就抓。”

“你們孩子的骨灰葬在寧夏了?”

“我的兒子的骨灰一開始放在北京八寶山,三年後我們把他帶回寧夏放在家裡,直到2008年國家還沒有解決‘六四’的意思,我們才把他入土為安,安葬在他奶奶的旁邊。”

“我們難屬群體已經走過了二十四年的艱難路程,在我們的群體裡失去兒女的父母年事已高,他們的心情都和您們一樣,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六四’問題的解決,我們年復一年地向國家遞交我們的訴求至今也無果。明年就是二十五周年了,您希望國家能為我們解決什麼,您對二十五周年的系列祭奠活動有什麼想法?”郭麗英問道。

“我的孩子死了那麼多年,我人雖在外地,但是我知道我們每年兩代會開會時、‘六四’前夕我們都會有聲音發出,而且我們的三項訴求‘真相’、‘問責’、‘賠償’一點也不過分,但是國家至今也沒有給我們一個答覆,我們的要求如石沉大海。國家的這種態度,讓我們所有的人感到心寒,因此,我希望在習近平的任期內能夠很好地考慮一下我們的要求,能對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了結吧。”

“對當年‘六四’大屠殺的認識,您認為是犯罪還是錯誤?”我接著郭麗英的話題繼續提問。

“犯罪!”於清語氣堅定地說道。

“‘六四’大屠殺事件,在全世界公認的就是犯罪!因為我們這些孩子,我們這些死難家屬都沒有拿著槍,沒有搞什麼反革命活動,孩子們被無緣無故地打死,我們這些難屬被監視起來,這不是向人民開刀嗎?這是屠殺我們,這是共產黨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我內心很不理解。

“他認為是維穩、為了鞏固政權,您認為屠殺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我認為20多年前用屠殺的方式,使很多人害怕了,不敢吱聲了,但是大家心裡是不服的。越是壓得深,反抗得越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早晚會爆發。

“是的,當年學生們是要求民主、要求廉政、要求國家有良好的發展。‘六四’大屠殺後雖然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沒有了批評就像有了一個溫床,助長了貪污腐敗現象的出現,官員們可以利用手中的職權為所欲為。

“我知道當年學生們提出的口號就是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倒,學生們死了,很多人死了,經過這麼多年,貪污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嚴重到什麼程度,就說國家公開公佈的鐵道部長吧,他有380多套房子,這讓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吃驚。現在很多官員都在貪,習近平上臺後,對貪污腐敗現象進行整頓,這一點我還是支持的,如果不這樣做,國家就太可怕了。”

這就是一個普通公民,1966年時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義無反顧地帶著全家支援大西北建設的建設者內心的表白。其中有自己對國家未來的期望,他為此貢獻了自己的一生,這是他難以割捨的情感;有共產黨開槍把自己孩子打死的痛苦,這種痛苦一直折磨著他讓他痛不欲生,二十四年過去了要求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期望和要求能否得到實現呢?!

 

(《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28期    2014年4月4日—4月17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6383


孫承康、於清的證詞——“六·四”遇難者 孫輝的父母

 孫輝,男,1970年出生寧夏石嘴山市,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學生;89年6月4日8時左右于北京復興門附近遇難;現骨灰存放于石嘴山家中。

1989年6月4日8時左右, 孫輝騎自行車去尋找4日淩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而未歸的班長和幾位同學,當他行至復興門附近時中彈,子彈從左腋窩穿過心臟由右腋窩射出,鮮血染紅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當時 孫輝穿有印著“北京大學”字樣的背心,字跡清晰鮮明。(事後他的一位老師說,如當天不穿此衣,也許會躲過這埸災難)當時民眾把屍體送到北京市兒童醫院,醫院根據 孫輝的衣著及學生證打電話通知了北京大學,並把遺體送回到北大。當時北大學生情緒激奮,要求抬屍遊行,學校很害怕,立即下令停課將學生放假。我們趕到北大是一個星期之後,我們看到孩子身上幾乎全是血跡,其狀慘不忍睹。

 孫輝的遺體是在八寶山火化的,當時有北大化學系幾位元領導、 孫輝的老師和 孫輝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學在埸。起先我們想把 孫輝的骨灰帶回家,校方考慮當時北京局勢緊張,勸我們寄存在八寶山;我們于三年後把 孫輝的骨灰取回寧夏,至今仍存放在家中。

 孫輝是一個非常勤奮好學的孩子,從小學到高中都是班裡的第一名、三好學生;他性格開朗,熱愛同學,孝順父母,在家鄉尊老愛幼,是鄰居公認的好孩子。當噩耗傳到故鄉時,親戚、鄰居、同學及很多同情者,排著長隊來家弔唁,人人痛惜英年早逝。 孫輝的死,毀掉了我們一個幸福的家庭,他是我們全家的驕傲,是我們的希望和未來,而現在一切都沒有了,留下的是一堆白骨!

他母親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頭髮全白,心臟病越來越重,怕看電視,怕聽電視裡的槍聲,人衰老得不成樣子。十年啦!仍然念念不忘愛子,經常以淚洗面,經常住醫院,每年都花好多錢,全家經濟變得十分緊張。

 孫輝的祖母痛失愛孫一埸大病不起含恨撒手而去,不到一年我家痛失兩位親人;我雖然剛強無淚,但一年內牙都掉光了。從此家裡再沒有歡樂氣氛。

 孫輝遇難後,當局嚴格限制我們的行動,不准我出差,出遠門必須經保衛部門批准,一言一行居委會都進行監視; 孫輝的姐姐在他遇難的第二年畢業,當局規定只能回原籍,不准進機關、不准重用,不准調離,最後只好辭職。

95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鄭州女兒家養養病,可我們人還沒到鄭州,而鄭州的派出所及女兒單位保衛部門已安排好監視我們的人員。由於我所在單位效益不好,養老金不能按時發放,老伴天天吃藥打針,我只好在鄭州租個房子,搞點小買賣,可是當局竟派人找到房東,說我們是政治犯,房東嚇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給我們了。

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壓力,我活得比死還難受。

我的兒子被李鵬這個屠夫殺害了,如今我又年邁。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中國無我立足之地,處處受監視,無一點自由,我要大聲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們支持我們討回一個公道,還我們兒子的血債!懲罰中國屠夫李鵬!

孫承康、於清  19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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