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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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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六四死難者 :

李浩成 生平 :

編號 0167 姓名  李浩成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20
家庭所在地 天津市武清縣
生前單位、職業 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漢文學專業87屆本科生,團支部書記
遇難情況
89學運期間,李隨該校五千餘名師生前往北京聲援。據目擊者提供的情況,6.4日晨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時,李正在廣場東南角拍攝現場照片,遭戒嚴部隊射擊連中兩彈,致命一彈位於肝部。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6.7日醫院根據學生証號通知了天津師大,校方及死者親屬認領屍體後就地於八寶山火化。校方給予了李親屬兩千人民幣作為補償,同時銷毀了李的學生檔案。
家庭情況 父已去世;母,劉建蘭;兄,李浩泉(022-29428123),弟,李浩軍;二姐,李秀敏。李家均為武清縣農民,家裡人口多,生活貧困
地址 天津市武清區(原武清縣)泗店村鄉舊縣村
郵編 301709 電話 022-29428123
備注 由天津師大文學院新聞系資料室許椿提供,手機號 013001380628。其舅劉建達為武清區大孟莊鄉王家村人。

167   李浩成,男,20歲,天津武清人,天津師大中文系87級本科生,團支部書記。6月4日晨戒嚴部隊進入廣場時,李正在廣場東南角拍攝現場照片,遭射擊連中兩彈,致命一彈位於肝部,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身亡。校方兩千補償後銷毀了李的學生檔案。


 

六四遇難者 李浩成的母親劉建蘭——口述歷史錄影


三赴天津探訪 李浩成的母親劉建蘭

2000年歲末,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國賓州的聖誕卡。從卡上熱情的附言中得知,寄卡人是一位旅美的中國同胞。

他在向我表示節日祝願的同時,還向我提供了一位“六四”死難者的線索。這位死難者生前是天津師範大學的學生,家住天津武清縣。寄卡者沒有向我提供死者家人的姓名和住址,只是讓我去找天津師大的一位某姓知情者。但是據他說,他所提供的那位知情者,也已於多年前離開師大“下海”去了,現在下落不明;他要我去知情者的一位朋友。這是寄卡者提供的唯一的一條確定的線索,他告訴了我此人的姓名和工作單位。

儘管只有那麼一點點線索,而且還拐了幾個彎,我卻不想放棄。開轉年來,我想約張先玲女士一起去天津一趟,卻苦於手頭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時難以脫身;等我把要做的事情告一段落,卻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敏感時期,國安部的“便衣”又開始對我實行例行的監控了,當然更無法脫身。時間不知不覺又過了“六四”這個日子,被束縛的腿腳終於可以放開了。於是,我與張先玲女士商定日期,並由她解決用車問題。恰好,她的一位朋友要去天津辦事,我們就搭上了他的車。

記得那天我們一路問訊,等我們找到天津師大都已快到中午時分了。車主去辦他自己的事,我們卻不敢停留,立即按寄卡者提供的姓名、單位去找那位元知情者的朋友。令我們高興的是,我們居然順利地找到了他,而且從他那裡知道了那位知情者的下落。原來,這位知情者“六四”後確曾下過海,但不久又回到了天津師大,現在該校分部的一個單位工作。

至此,我們的尋訪算是有了一些眉目。於是緩過來,隨便在路邊的一個餐館各要了一份速食,草草用餐畢,又接著趕到了天津師大分部。但一看手錶,離下午上班的時間還早呢!只好又隨便在校園裡找一張椅子坐著等候。快放暑假的天氣,已經很炎熱了,又是大中午的,又趕了半天的路,真讓人昏昏欲睡。好不容易挨到了上班的時間,又碰上被訪者正忙著要處理公務,說是過一會才能接待我們。我們就只能在附近的學生閱覽室等著。這所謂的學生閱覽室,也不過是一個十分簡陋的大樓梯廳而已。

終於,被訪者把我們招呼進了他的辦公室,但可以明顯地感到,他對我們的來訪是有疑慮的,甚至還有所戒備。幸好我們這次是有備而來,於是先由張先玲女士說明我們的來意,並扼要介紹了我們的身份。為了取得對方的信任,她還向被訪者詳細地陳述了兒子 王楠在“六四”慘案中遇難的經過,並拿出兒子生前及遇難後的照片來作證。經過一番溝通,對方的疑慮消除了,談話也就變得坦誠和自然起來。

這位被訪者肯定地告訴我們:天津師大確有一位學生在天安門前遇難,他就是該校中文系87級的學生 李浩成。在89學運期間,李隨同該校五千餘名師生前往北京聲援。據當時與李在一起的同學提供的情況:6月4日淩晨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李正好在廣場東南角的一個地方拍攝現場照片,當閃光燈亮起的時候,他遭到了戒嚴部隊士兵的射擊。據說,李當時連中兩彈,致命的一顆射中他的肝部,隨即由民眾送往同仁醫院,經搶救無效身亡。大約是6月6日或7日,醫院方面根據李身上的學生證號碼通知了天津師大,隨後由校方及死者親屬趕去醫院認領了屍體,就地於北京八寶山火葬場火化。據說,後來校方曾給了李的親屬一些錢的補償。

然而,對於我們最急於想得知的死者親屬的家庭地址,這位被訪者卻無法向我們提供,他只是告訴我們,李的家在農村,父母均為農民,父親在李入學前就已去世,家中多子女,生活貧困。

初次見面,被訪者能向我們提供這麼多的情況,我們覺得已經是對我們的最大幫助了。但我們還想進一步查找死者的親屬,尤其是李的母親的下落。對方對於我們這個要求,臉上顯露出了難色,他不無歉疚地說:“校方已將李的個人檔案毀了,我們只知道李來自離天津不遠的農村,偌大的農村地區到哪去找呢?再說,這麼多年了,他當年的一些同學也都四散了,要找他的親屬實在太難了……。”

我們一方面向他表示感謝,一方面向他介紹了我們在尋訪活動中遇到的一些類似的個案。我們對他說:學校可能銷毀了“六四”慘案中遇難學生的個人檔案,但從遇難者所在單位的文字記錄中還是有可能查到一些相關的資料,譬如一些基層單位都還保留著歷年來的工作檔案,從那裡也許能找到一些直接或間接的線索。

我們很希望被訪者能繼續給予我們幫助,因此在訪問結束告別的時候,先玲給對方留下了自己的電話和位址,想以此來向他表明,儘管此次天津之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我們對李家的尋訪不會放棄。

我們第二次去天津,是在2003年年初。年前,我從蘇南老家回到北京,先玲就興奮地告訴我,天津師大的那位朋友給她來信了,告訴她已經找到了“六四”死難者 李浩成親屬的下落。她說在那位朋友的來信中,不僅提供了李的母親以及兩位兄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而且還提供了李的大舅的姓名和地址。在來信中,這位朋友還留下了他本人的手機號碼,說有事隨時可同他聯繫。這正是我們不敢奢望卻又非常想得到的消息,我和先玲都喜出望外。

我們恨不得立即就去李家,但一看地址是在天津武清區(原武清縣)的農村,坐火車或乘長途汽車都無法直接到達,還得像第一次去天津那樣,等機會搭乘朋友的小車。一直等到2003年春節期間,好不容易有一位朋友的小麵包車有了空閒,可先玲卻又患了密尼爾症無法成行。這時,我和先玲商量,決定不放棄這個機會,於是另邀了一位原藉天津的難友陪我同往,恰好他當年參軍後在武清縣服過役,熟悉當地的道路和風土人情。

那天一清早我們就出發了,按友人提供的地址,從京津高速公路至武清站出口,一路打聽李家所在的村子。但是,一連詢問了好幾位當地的農民,都說不清我們所要找的村子在哪裡。原來,前些年把武清縣劃歸天津市的時候,鄉、村的行政區劃作了變更,很多鄉、村合併了,李家所在的村子也已有了變動,不知被並到哪個鄉去了。正在一籌莫展之時,我們突然想起了那位天津友人提供的另一個位址—— 李浩成大舅家的位址小王村。我們想,總不至於把所有的村子都並掉吧!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那位天津朋友的良苦用心,要不是他向我們提供了這個看起來多餘的地址,我們此行也只會無功而返。

我們的車子繼續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賓士,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真可謂一馬平川,一眼望去,心胸也似乎一下子開闊了許多。但是,我們無心欣賞這眼前的景象,一心想著儘快地找到小王村。這裡村與村、鄉與鄉之間,動輒就是十裡八裡的,很少能見到農戶。那時又正值春節期間,公路上行人和車輛都很少,我們想打聽小王村的地址,都很難找到人。

我們幾經周折,一直到將近中午時分,才找到 李浩成大舅家所在的小王村。這位大舅已經七十多歲了,反應已很遲鈍。當我們在他家的炕上坐下,詢問他是否有一個妹妹叫“劉建蘭”時,他竟然一個勁地搖頭。那一刻,我沮喪極了,心想,年紀大了,難免忘性大,但忘性再大也不至於把自己親妹子的名字都忘了吧!莫非我們又找錯人了?,這時,一直蹲在地上聽我們說話的一位中年婦女發了話:“劉建蘭不是我姑嗎?”我不假思索地連忙答話:“正是!正是!我們找的就是她,她的名字就叫劉建蘭。”我們這才知道,原來劉家的地址沒有變,只是在並村並鄉之後變更了名稱,就像一個人改了名字,想找到這個人就難了。再一問,那裡離小王村還有二十多裡地呢!

我們趕緊告辭,直奔李家而去。

下午一點,我們終於來到了李家所在的村子。第一次訪問,我怕人多了使李家產生疑慮,就把開車的朋友留在了車裡。

村民們把我和同去的難友領到了劉的大兒子家。劉的大兒子是個40多歲的壯實漢子,正在院子裡幹活,蓬頭垢面,一身塵土,突然見有北京來的生客,不免有些驚詫,帶著惶惑的神色把我們領到了鄰近的一個院內。原來, 李浩成的母親有三個兒子,剩下的兩個兒子均已成家,而且都有了孫輩,她與小兒子一家住在另一個院。

那是個典型的北方農村的院落,院子很寬敞,座北朝南一溜五間北房。李的母親劉建蘭住東邊的兩間,外屋是灶間,里間靠窗一排土炕,炕邊擺著一個破舊的櫃子,此外就沒有什麼陳設了,但窗明几淨,屋裡很整潔,看得出主人是個勤快人。

母子仨都不善言辭,母親劉建蘭安頓我們在炕沿上坐定,就站在一邊靜靜地聽我們說明來意。當我們說到我們兩家的孩子都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的情況時,室內的空氣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來訪者居然是與自己有著同樣命運的人。原先他們臉上的那種疑惑的神情頓時消失殆盡,一種同命運者的心靈交匯把雙方一下子拉近了。

 李浩成的母親劉建蘭比我年長一歲,頭髮全白了,卻思維並不遲鈍。我倆的手緊緊拉著,彼此都沒有言語,仿佛此時此刻任何言語都是多餘的。這位老媽媽很堅強,眼眶裡噙著的淚水始終沒有掉下來,看得出她是強忍著內心的痛苦。她一邊給我們沏茶倒水,一邊聽我們說話,就像接待家裡的親戚一樣。

我們談到2000年從海外得到她兒子遇難的線索,談到2002年輾轉打聽到她家的地址,又談到這次找到她家時所經歷的種種周折,所有在場的人都不勝感慨:也許是一種天意的安排吧!世上總還是好人多啊!劉建蘭的小兒子本來在一旁靜靜地聽我們說話,此時也不禁插了一句:“怪不得今早我聽房上有喜鵲叫呢!”可以看出,這次初訪,在這個家庭裡激起了不小的波瀾。在以往的尋訪中,常常會遇到類似的情況。凡“六四”中受難的家庭,人們一般都是寄予同情的,但是,在涉及到具體人、具體事的時候,人們往往保持沉默。這一方面是怕一提起這事反而會觸動受難親屬的傷疤;另一方面也出於一種恐懼,因為按官方的說法,“六四”是“反革命暴亂”,被打死的人也就是“暴徒”。基於同樣的原因,作為受難親屬本人來說,也往往採取類似的態度——不是不想向人們訴說,而是沒有人願意或者敢於傾聽這種訴說。這次見面,大概是李家這些年來第一次聽別人談起“六四”這個敏感的話題吧。

這次我們沒有在李家多作逗留,大過年的,本不該談這些去勾起人家傷心的事情。於是,我們把來自海外學生學者的一筆人道捐款轉交給李的母親後,就匆匆告辭了。

我們第三次赴天津是在去年的冬天。2004的春節來得早,我和先玲決定提前去看望這家難屬。這次是熟門熟道,又有一位元朋友開車,不需要在途中倒車,很順利地便到達了目的地。

為了多說說話,我們便接受了主人的盛情邀請,留下一起吃了午飯,但說好只吃農家的玉米糊糊和貼餅子——那天我們一進門就注意到院子裡堆放著幾大垛玉米棒子,心想用這些新鮮的玉米磨的面要在城裡是很難吃到的——哪知在我們只顧與李家母子仨說話的功夫,兩個兒媳竟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飯菜,把一張桌子擺得滿滿的。主人說平時很難聚在一起,這就算大家在一起過年了。此時此刻,我和先玲都有一種到了自己家裡的感覺。已經十四個年頭過去了,真難以想見,一位失去了自己愛子的農村老母親,究竟是怎樣一年又一年地熬過那辛酸、苦澀的年關的。

我們一邊用餐,一邊說話,老人的話也漸漸多了起來,也就很自然地談到了她的老伴,她的孩子,她的家庭的變遷。

老人是一個苦命的農家婦女。她生有三男三女, 李浩成是她的第二個兒子。以前農村講階級鬥爭,她李家是上中農,雖然不是“剝削階級”,也算是階級成分高的農戶,遇事常受歧視。因此,前面幾個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或高中就回家務農了。 李浩成是李家最聰明的孩子,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被當時河北省的重點中學——楊村中學挑走了。但他剛上高中,父親就突然病故,家庭經濟狀況急遽下降。李是一個有志向而又懂事的孩子,他不忍心再讓老母親作難,一看高中畢業在即,他對他的母親說:“憑我的成績,我是能夠考上北大的,但家裡困難,我還是由學校保送,去天津師大讀師範吧。”母親雖然為兒子抱屈,但考慮到家庭的承受能力,也就只能隨了兒子的心願。可這樣一個難得的孩子卻被無情地剝奪了生命的權利。

她母親至今談起這件事,心裡還隱隱作痛。她說:“現在兒女都長大成家了,生活也比以前強了,但可憐的浩成當年家裡實在太困難,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

她談到了浩成遇難前後的一些情況,聽了真讓人難以承受。她說那年“五一”前浩成曾回過家,說是回來看看,此後就去了北京。後來到了6月1日,他又要去北京,家裡人都勸他不要再去了,他回答說:“你們不要把大學生看扁了!”他沒有聽大家的勸告,就這樣一去再沒有回來。

浩成遇難的消息瞞了他母親一年多,是浩成的大哥前去北京處理的後事。6月10日左右,李的家屬和天津師大校方一起去北京同仁醫院認領屍體,當時看到該院還有十多具遺體沒有被領走。浩成的遺體在八寶山火花後便由其大哥把骨灰帶回武清縣南骨灰堂保存。

浩成的母親是個堅韌的母親。其實,在一年多時間裡,她已經意識到浩成出事了,否則怎麼這麼長時間不回家呢?但她並不把心裡的疑問放在臉上,只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暗暗地流淚。後來,有一次村裡人不慎說走了嘴,她回家追問她的孩子才知道真相。即使是這樣,她也從不在人前流淚,更不願讓孩子們看見。她的兒子告訴我們,他們的母親因為流的淚太多,落下了嚴重的眼疾,看東西已很模糊。

老母親強忍著內心的痛苦,長長地歎了一口氣,接著說:“我老伴中年去世,留下我一個人拉扯這麼多孩子,什麼難都熬過來了,孩子也還爭氣,有出息。但我家只有浩成一個孩子上了大學,我盼著老來能享他的一點福,卻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沒了。”

我們這個受難親屬群體,每個人都有倒不完的苦水。我和先玲除了好言勸慰,還能為她做些什麼呢?人的精神是需要有一種支撐的。我們這個群體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不正是有一種共同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著嗎?我們覺得有必要讓這位老母親知道難友們為了討回公道、為了讓死去的亡靈能得到安息所進行的抗爭。於是我們向她講述了這麼多年來難友們所做的一些事情。她靜靜地聽著,聽得很認真、很仔細。當我們談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難友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時候,沒想到這位不善言辭、樸實無華的農村老婦人竟是那樣的痛快,她連著對我們說:“我也簽!我也簽!”並親自找來一張紙,親筆寫下了她的名字,作為對我們的正式委託。我再一次緊緊地握著她的雙手,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死難者 李浩成的線索是海外朋友最早向我提供的,我一直想著要把我們尋訪李家的經過和與李的母親見面的情況告訴那位元給我寄聖誕卡的朋友。今天,我終於兌現了我的諾言。“六四”十五周年快來到了,謹以此文告慰長眠於九泉之下的 李浩成同學以及同他一起倒下的人們。

(丁子霖執筆,200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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